余秀華紅了。帶著不同的人加諸的不同標簽，她搖搖晃晃地，從湖北橫店村出發，到北京，到成都，到昆明，到杭州……穿過大半個中國，口齒不太清晰地，吟誦自己的詩歌。

詩歌會改變她的命運嗎？她說：“我一直盡力配合命運，演好自己的這個丑角，哭笑盡興。”

命運會在她的世界里綻開漫天煙火嗎？她說：“我心孤獨，一如從前。”

世界向她敞開了一扇門，而她，懷念的卻是來時的地方：“橫店濃郁的氣息在我骨骼里穿梭，油菜花浩浩蕩蕩地開著，春天吐出一群群蜜蜂。”

一

去橫店村的余家，要從石牌鎮賀集街道的鄉村公路轉到一條窄窄的水泥路，再轉到一條泥土路來。南方多雨，一旦下雨這條路就泥濘不堪。從去年底開始，停在余家門前打谷場上的豪車突然就多了起來。記者、粉絲、當地或從外地趕來的有頭有臉的人物，云集在余秀華家中。

一撥又一撥人擁到這里，好奇地打量余秀華：她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傷與痛，讓她寫下了這樣的文字？網絡上，更是有無數人從各種角度去解構、剖析她的詩歌。就連發掘余秀華的“伯樂”、《詩刊》編輯劉年也認為：“她的詩，放在中國女詩人的詩歌中，就像把殺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閨秀里一樣醒目——別人都穿戴整齊、涂著脂粉、噴著香水，白紙黑字，聞不出一點汗味，唯獨她煙熏火燎、泥沙俱下，字與字之間，還有明顯的血污。”

面對“拯救詩歌和文壇”的贊譽，余秀華覺得“太不靠譜”。她從一開始就告訴所有人：“把我弄得太夸張了不好。”

但撲面而來的熱浪，炙烤和灼燒著余秀華：訪談、簽售、講座、出席活動……余秀華從未迷失，她知道自己可能會“被捧得越高摔得越慘”，公眾對她的熱度，就像愛情的保鮮期，過不了半年。然后她會回到橫店村，回到她出生和成長的地方。

所以，余秀華不覺得自己與詩壇和文壇有什么關聯。甚至她覺得寫詩，也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情，至于別人從詩中讀出了什么，跟她無關，她不在乎。

對余秀華來說，選擇詩歌作為情緒出口的原因很純粹——因為腦癱，她只能用右手使勁按著左手寫字，詩歌字少，排列起來簡單，寫起來更容易。

余秀華口中的容易，在記者看來也并不容易——當她在記者的采訪本上寫下對她影響較大的作家“博爾赫斯”的名字時，那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力透紙背”——記者采訪本上的紙張，都被她劃破了。

二

1976年3月，由于出生時倒產缺氧造成腦癱，余秀華的人生路，注定從一開始就要比別人艱辛。

“不知道流了多少淚！鐘祥、武漢，甚至是北京，全國各地的醫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在余家的院子里，余秀華的母親周金香一邊洗衣服一邊說。

“那時她都已經很大了，還張著兩個膀子走路。”周金香的語氣雖平淡，卻充滿酸澀與痛楚。

在家的日子，余秀華更多的是與家里的雞、狗和兔子為伴。她不太出門，即使有同學聚會，她也從來不參加。“他們是一幫的，我跟我自己是一幫。”余秀華說。

一句話輕輕帶過的背后，肯定隱藏了無數故事。但被問起求學過程中的細節時，余秀華卻逗弄著身邊的小狗打起了“太極”：“我記憶力很差，都不記得了。”

有些事選擇遺忘，但有些事，余秀華卻鐫刻于心。

因為身體上的不便，她1983年才開始上小學一年級，比同齡人晚了一年;由于字寫不好，1984年，留級;1990年—1993年，上初中;1993年—1995年，上高中;然后輟學。

其實從一開始余秀華就知道，她的身體，她所在的橫店村，都是她無法跳出的“龍門”。但她不甘心。

初中畢業，她并沒有考上高中。她自己一個人跑到石牌高中找到校長要求讀書。校長很驚訝地看著這個說話不太清楚、走路搖晃的女生，只對她說了一句話：“把你爸爸喊來。”

憑著這股執著和倔強，余秀華上了高中。但兩年后，她又自己退學，原因很簡單：不想上了。任性而去，恰如任性而來。

輟學后，余秀華嫁給了一個比她大12歲的四川男人。

三

愛與恨，在余秀華的世界里從來就濃烈而鮮明。這或許是因為，傷痕從小時候起就烙在了她身體里、刻在她心上。

為了解救余秀華的苦難，余秀華的父母曾一度向神佛尋求救贖。得到的答案是前生作孽，今世受罪。從小時候起，余秀華就覺得自己上輩子是個壞人，這讓她的童年充滿了異常沉重的恐懼感。

上中學時，余秀華曾試圖割腕自殺，被救下后，傷疤凝結成了她日后詩中的“胎記”。

一直到長大結婚，余秀華也沒有尋找到她想要的那種安全感。相反，“兩個人完全碰不到一塊去”——丈夫看見她寫詩就煩，而她看到丈夫，也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余秀華沒有將這段婚姻歸結為命運，她像小時候一樣，將“原罪”歸結到自己身上：“怪就怪我自己太有想法，太有自己的主見，怪我不好。”

為了活下去，她曾經到鐘祥所屬的荊門市跟別的乞丐學習乞討，她甚至為此專門買了一個碗。后來她把這段經歷寫進了詩歌《在荊門的一天》中。

說起女兒乞討的經歷，周金香無法自已地捂著臉啜泣。余秀華只是在一邊倔強地笑，連聲音里的哽咽都不太明顯：“活著嘛，總是要自食其力的。但我會站著要飯，不會跪著——我不會下跪，真的做不到。”

沒有人比余秀華更理解站著對她來說有多重要。

在父親余文海的記憶里，女兒在小時候，家里一有客人來，她總會沿著田埂爬到很遠的地方去，像是要給別人證明什么。

余秀華學走路時，拄了兩根拐杖。后來別人說她拄拐杖不好看，于是她扔掉了一根。結果別人還是說不好看，她就把另外一根也扔掉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她搖搖晃晃地走到現在。

身體離開了拐杖，心卻從未遠離過。余秀華成名后，不止一次地說，自己搖搖晃晃地在人間走動時，詩歌，充當了一根拐杖。

“經歷了那么多，不寫詩怎么辦？詩歌就像一個朋友，你什么都沒有了，但是你還有它。”余秀華說。

四

1995年—2007年，余秀華在村口開起了小賣部，一個月能掙二三百元就算大吉，她歸結為自己“性格不好，不會做生意”。

2012年，余秀華出了一次遠門——去浙江溫州打工，在一家工廠撕膜。結果父親怕她在外吃苦被人欺負，把她叫了回來。打了一個月的工，連工錢都沒拿到。

余秀華從來沒想過靠寫詩掙錢。2005年，她的詩第一次刊登在當地的《鐘祥日報》上，最后拿到的是6元錢稿費。但她的家人，甚至不知道她有靠詩歌掙稿費這回事。

在余秀華出名之前，“版權”這個詞對余文海來說非常遙遠。甚至余秀華開小賣部時寫詩歌的手稿，也被他拿去當廢紙賣了，這讓他后悔不已。

余秀華對此倒是看得很開，她用詩一樣的語言“悼念”那些未見天日的詩歌：“天才就是要被賣的，不被賣就沒有天才。”

五

對于所有的活動和邀約，余秀華說自己無所謂喜歡或不喜歡。就像前半生她抗爭、吶喊過，但最終還是選擇承受一樣，對于現在的變化，余秀華選擇和命運兩各相安。

發掘余秀華的《詩刊》編輯劉年，讓她安靜地寫詩;而出版她詩集的出版社，又要她盡可能多地出席活動，推動詩集銷售。余秀華覺得，他們說的都有道理，她只能選擇隨遇而安。

但余秀華不時地懷疑外界對她的關注。在杭州時，她曾經問讀者：“你們是真的喜歡我嗎？”

被生活放逐了半生以后，在骨子里，余秀華還是希望別人喜歡她的詩歌，喜歡她這個人。所以，無數次采訪、無數個活動，即使她覺得被冒犯，她也只是在言語上不留情面，在行動上，還是盡量配合。

就像記者蜂擁到她家采訪時，請她現場作詩，盡管她直指那是作秀而不是作詩，但她還是在眾多記者面前寫出詩歌《假如你是沉默的，海水也會停止喧嘩》。

余秀華想借機表達，無論在什么情況下，自己的心都是安靜的。

昆明有一個公益活動邀請她關注腦癱兒童，她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她覺得，就算別人借用她的名氣或是用異樣的眼光打量她，只要能幫助到那些和她一樣不被命運眷顧的人，就是值得的。

六

無數的快遞、信件，從中國的各個地方涌向橫店村。

有空的時候，余秀華就坐在或蹲在自家的院子里，拆那些來信。信里有的將她的詩歌譜成了歌曲，余秀華看得哈哈大笑;有的是寄來詩歌請她賞鑒，余秀華嘟囔著說看不懂;還有的給她寄來了詩集和書籍，希望她的詩歌創作能更上層樓。

今年大年初一，有一位60多歲的老人專程從北京趕到余秀華家，不為別的，只為看一眼這位女詩人。這讓余文海異常感動。

有粉絲來看她時恭維她是天才詩人，余秀華會反駁：“我是什么天才？有人打了十幾年麻將，我不過是寫了十幾年詩！”

認真的時候，余秀華也會和粉絲深入交流詩歌創作。有人問她，每次寫詩是不是都需要靈感？她說，越是沒有靈感時越要寫，每天筆耕不輟，才能保持詩感。

還有粉絲來看余秀華時，對她的詩和她的處境都表示理解。余秀華嘴上雖然在附和，但回過頭卻不以為然：“其實一個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另外一個人。一個人的生活是一個細節一個細節構成的。我不需要別人理解我，別人的理解對我也是一種負擔。”

七

盡管覺得孤獨是自己的影子，但余秀華還是愿意感謝那些生命中的遇見，并奉上她全部的熱忱：“去北京，總感覺是回家，《詩刊》在那里，劉年在那里，出版社在那里，楊曉燕在，范儉在，董路，天琴……這些名字讓我心疼，讓我短暫依偎。”

柔軟和堅硬，余秀華一直用她的兩面示人。

然而最真的一面，她永遠只留給詩歌的世界。

辛棄疾、海子、雷平陽……古代到現代，死去的到活著的，余秀華會用詩歌的方式，向自己最愛的幾位詩人致敬。

對于不愛，余秀華也會直抒胸臆。說到北島、舒婷，她說她并不喜歡他們的詩;說到韓寒、郭敬明，她說他們是小屁孩兒，她沒讀過他們的東西。

余秀華拒絕管住自己的嘴。她說自己的出名本來就是一個特別偶然的事件，最多不過是被“打回原形”。

這也許就是在詩中，在自己構筑的現實中，余秀華的情感表現得那么濃烈而奔放的原因。

肆無忌憚的背后，或許是永不能抵達彼岸的落寞。就像余秀華說過的，高跟鞋、烈焰紅唇都是她心目中性感女人的符號，但她從未去嘗試過，因為她能分清現實和夢想的差別。

余秀華評價自己：思想淺薄、語言粗俗，一個“庸俗到清純”的人。

她不明白，自己這樣一個人，為什么會靠著寫詩紅遍了大半個中國。“上帝握著我的手在寫詩，但是我不知道在寫詩。”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