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

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會做生意，積攢了大量的錢財。家庭條件非常好，可以玩兒的東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于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二歲時因病去世，從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里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除了家學，少年時對我影響很深的還有兩個人：一是孫詒讓，另一個是顧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動機來自孫氏，他是我學問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鉆進去，肯走艱辛的學術之路，顧氏對我的影響最大。

我認為，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要做成學問，“開竅”十分重要，要讓小孩心里天地寬廣，讓他們充滿幻想，營造自己的世界，同時要注意引導他們少走彎路。

“宗頤”名說“選堂”字說

父親為我取名“宗頤”，是期望我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因緣巧合，后來在山西華嚴寺、日本大德寺均有過一主持叫“宗頤”，我想或許他們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選堂”，主要是我讀書喜歡《文選》，繪畫喜歡錢選，還有道教的創世紀遺說“選擢種民留伏羲”里講到“選民”，也是對我的一個發現作個紀念。

我作書畫和題詞，落款最常見的用號是“選堂”，有時也用父親為我起的這個名——宗頤。我的兄弟排宗字輩，我二弟名叫宗械，為什么叫宗械，因中國宋朝有位理學家叫張械，父親希望二弟能師其見識高，踐履實。除了乳名之外，我還有兩個大家少知的別號，一個叫伯濂，一個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親是希望我像周敦頤一樣;伯是大，我是長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書畫曾題饒伯子。

治學格局應開闊軒昂

我看了王國維（靜安）的書受到他的影響。我從他的治學規模與識見中，懂得治學的格局應該是開闊軒昂的。只有這樣才使學問做得圓融、有通識，才能開拓學術之區，補前修之未逮。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漢學家白春暉的父親白老教授。在印度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90歲了，他治學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后來我做學問也這樣“溯源”不已，然后再“緣流”而下。

我11歲時寫了《后封神榜》，很可惜這本書不知散落何處，至今還沒辦法找到。我七八歲時讀《封神榜》，最引我入勝的是一個“神”的問題，這樣我就寫了一部小說叫《后封神榜》。

學問起步于編著鄉邦文獻

我自少年時代就留心鄉邦文獻，弱冠嘗著手輯《韓山志》，訪耆老，征遺文，連類及之，又為潮州廣濟橋撰志，以一橋之細，勒成志書，其例罕觀，而廣濟橋以浮舟作“活動橋”，成為橋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評定該橋為全國五大古橋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證廣濟橋史料，成《廣濟橋志》，刊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語言文學專刊上，所撰《韓山志》，惜稿已軼。

16歲編撰父親未完成的《潮州藝文志》，使其成為潮州歷代文獻的里程碑著作。18歲完成該志的續寫，因《潮州藝文志》見重士林，19歲時受聘為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時。

我父親饒寶璇，又名饒鍔，早年畢業于上海法政學院，曾任《南粵報》主筆，也是南社4成員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據之學，一生殫精竭力，集鄉先哲遺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種，迨至纂輯《清人別集》，竟以勞而致疾。彌留時，深以屬稿未成為憾。他對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獨倦倦《潮州藝文志》。父親為的是表彰先賢，故十分心切。我經過三年時間的奮心尋檢，對全書20卷訂訛補遺，終于補訂成編。初刊于《嶺南學報》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長過程中，有一位叫王韓的老師對我影響較大。我上中學第一年時，他是我的老師。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學韓愈。他原來是反對佛教的，后來日本密宗大僧“權田雷斧”給他灌頂，他開始參修佛法，成為佛法大師，稱王弘愿。他家里購有一部小印刷機，他自己的講道很快就能印出來，這可以說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響很深。

從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嘯樓讀書，家藏十萬部書，我究竟讀了多少，現在無法想起。這樣一來，上正規學校反成為“副業”，我總覺得學校里老師講的，我早已知道。還有我喜歡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家學正適應我的學習特點，不上學也變成順其自然之事，父親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師王慕韓有一個主張對我影響極大，就是做古文要從韓文入手，先應其大，養足其氣，然后由韓入古文，化百煉鋼為繞指柔，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學給了我許多學問

我的學問確實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我十分感謝中山大學。我還要感謝我最早的知己——顧頡剛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個提拔的人，他在《禹貢》看到我發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實我當時18歲。這是我最早發表的論文，此前我同顧先生都還沒見過面。在大名鼎鼎的嶺南才俊中，我是晚輩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