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住他最好的方式，是記住他做過的事

他去過這個星球上大多數被戰爭和沖突蹂躪過的地方，包括車臣、阿爾巴尼亞、科索沃、塞拉利昂、利比里亞、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他曾經多次穿行在死亡線上，也多次經歷過世人無法想象的慘狀和危險。他的朋友回憶說，在敘利亞，他親眼看到數百具尸體被推土機扔到一個游泳池那么大的墓坑里埋葬;在伊拉克，他曾經被當地的士兵用槍指著腦袋。

可是，這樣一個讓大多數同行汗顏的記者，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甚至不能算是一個正式的記者。他不隸屬于任何媒體，他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通訊社“獨立社”（IndependentPress）。從那時開始，所有出生入死完成的報道，幾乎都是他自己一個人的戰斗！

因為是自由記者，他需要負擔自己的采訪經費。而他去過的那些地方，是很多“正式”媒體都無法派記者去的。包括NHK、朝日新聞等在內的許多媒體都和他有合作關系，長期播放他拍攝的片子。正因為如此，他在日本獲得了很多記者的尊敬。

他關注戰爭、沖突、難民、貧窮、艾滋、兒童教育等等幾乎所有的人道議題，這一點光從他出版的書名就可以看出來：《我們想要和平，不要鉆石——兒童兵·穆里雅的自白》《娜塔莎——出生在艾滋村的16歲母親的生活》《盧旺達的祈禱——從內戰中活過來的家族的故事》《如果一個阿富汗女孩去上學——瑪麗亞姆的故事》……

《經濟學人》雜志拉美分社社長HenryTricks曾經在2010年被派駐東京，因此與后藤健二相識。他在發表在“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網站上的一篇文章里介紹說，有一次打保齡球，后藤健二變得臉色蒼白，因為“球落地的聲音讓他回想起了伊拉克隆隆的炮彈聲”。HenryTricks寫道：“很難把這個平時語調溫和、溫文爾雅的男人，和那個鐵膽的戰地記者聯系在一起。”

HenryTricks還寫道：“他報道戰爭的方式和別人不一樣。他不強調誰贏誰輸，他只說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戰爭沖突和恐懼的孩子們的故事。他說，是那些普通人對生活的適應激勵著他。如果你問他，到底是怎么到達那些危險的地方去報道的，他說，他只是跟著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的腳步，是他們，給他指引了道路。”

去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日本一家新聞網站的采訪時也說，自己想要幫助那些受到沖突影響的普通人。“那些我去采訪報道的地方遭遇著巨大的困難，但即便在那里，人們也每天生活著。那些人總有些話要說，有信息要傳達。如果我能幫助他們把那些信息傳遞給世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種解決辦法……如果真的那樣，我也就可以說，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后藤健二一直就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危險性。他曾經多次強調，對自己的安全擔負全部責任，如果出現不測，不希望怪罪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去年10月，在離開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境內時，也就是他被ISIS綁架以前，他請他在土耳其雇的助手用手機錄制了一段視頻。在視頻里他說：“如果一旦發生不測，我自己承擔所有的責任。這里相當危險……但是，請不要因此對敘利亞人民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

甚至有媒體報道說，此次他之所以被綁架，是為了營救他的朋友，另一個已被ISIS斬首的日本記者湯川遙菜。兩人2013年在敘利亞認識，后藤健二曾給對方提供過許多幫助。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以我們常人難以想象的勇氣、熱情和堅持，做著自己想做的事。

后藤健二的母親和妻子，也是兩個了不起的女人。他的妻子在丈夫遇害后發表聲明說：“我為我的丈夫感到深深的自豪，因為他致力于報道伊拉克、索馬里和敘利亞等沖突地區的人民所面臨的困境，他熱誠地向世人展現那些沖突對普通人的影響，更通過孩子們的眼睛，讓那些地區以外的我們了解戰爭的悲劇。”

他的母親在兒子遇害后說：“健二已經去世，我的心已碎。我完全說不出話。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能夠繼續健二的遺志，去救助那些戰爭和貧窮中的孩子。”

一名身在紐約的日本電影制作人，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襲事件中“我是查理”的活動，在Facebook上建立了“我是健二”的主頁，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上傳了自己手拿“我是健二”字樣的照片。

也有人在Twitter上呼吁，“不要轉發后藤被殺害的照片，請轉發他的笑臉”。

可是我想，記住他最好的方式，除了記住他的名字，記住他的笑臉，還要記住他的勇氣，記住他做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