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個辦法應對這個不斷膨脹的世界，那就是更加開心地活著、更加踏實地干活，用內(nèi)心與外部世界周旋。否則，一個蘋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毀了。

畢飛宇曾經(jīng)是留著長發(fā)的校園詩人，坊間有一種說法，他能在三分鐘內(nèi)讓女人對他產(chǎn)生好感。但是，畢飛宇應該是個傳統(tǒng)的爺們。比如，當我贊揚他是最帥的中國男作家之一時，他便有些生硬地說，外貌對我來說沒有什么作用，既不能讓我寫出好作品，也不能讓我的書賣得更好。其實我只是想說他長得不錯，像贊揚女人的外貌一樣。

有一次他去體育場看比賽，沒有票，混進去后直接站在教練旁邊看。檢票的人觀察了許久，問他是坐哪里的。他望著檢票員，搖搖頭說，沒時間。對方猶豫半天還是走了，他抱著胳膊看完了整場比賽。這被他稱為對話的力量。

第一天拿起筆來就伴隨著莫名的壓抑感。其實我天性并不壓抑，相反，很樂觀。但是，當我寫小說時，那種壓抑感就會跳出來。寫完《青衣》，我發(fā)現(xiàn)壓抑和痛感正是寫作的動力。

二十多歲時，就是想用一句話把世界放倒。非常瞧不起小說，只想做詩人。我是1983年讀的大學，那時候人們心目中的英雄是顧城、舒婷。不過，我很快就知道自己愛詩歌，但能力不在這里，我還是擅長敘事。大學畢業(yè)之后，當了教師，突然發(fā)現(xiàn)時間太多了，詩歌十分鐘就寫完了，需要找個能夠“殺”時間的事情來做，于是開始寫小說。表達欲一直伴隨著我，這個很重要。跟語言的親近感也是天然的。

我脾氣急躁，從來都以為自己沒有耐性。開始寫小說之后，才知道原來那么急躁是因為沒有找到適合自己做的事情。我常常一寫小說就是十五六個小時，停下來之后，需要想一下：今天有沒有吃晚飯啊？

虛構(gòu)是小說家的基本功

從鄉(xiāng)村、小鎮(zhèn)到縣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這樣的成長經(jīng)歷讓我一進入文學這個行當就有比較寬的“戲路”。35歲之后，我才敢走寫實道路。45歲之后，如何面對急速變化的中國都市以及不停改頭換面的文化形態(tài)，倒是一個新的問題。進入都市后，我們的生活的范圍是很小的，視野受限。拓寬生活半徑是當務之急，我常常需要通過朋友的關(guān)系到處去看，觀察各色人等的生活。

以前，我的自信心有點不可思議。1994年，給張藝謀寫《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劇本時，我都沒去過上海，張藝謀拿了一本《上海灘秘史》給我，五六百頁，我翻完就開始動筆。寫《青衣》的時候就看了一本《京劇知識一百問》。小說出版后，有人以為我是一個老大爺，還有人認為我與某個京劇女演員有徹骨的痛。所以，新聞的本質(zhì)是真實，宣傳的本質(zhì)是撒謊，而小說的本質(zhì)則是虛構(gòu)，小說家需要虛構(gòu)的能力。

寫作也憑運氣

很多人認為我擅長寫女性角色，我倒并不這么認為，只要我對某個人物感興趣，就能將他/她寫好。有時大家覺得某個人物特別出彩，很可能是我寫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比較好，讓人物有了光彩。

作為小說家，一定會有偏好的人物，一種是情感上的，一種是美學上的。比如，從小說美學上講，《玉米》的主角玉米在各方面更飽滿，但是，從情感上我更關(guān)注有慶家的。這個人一出現(xiàn)我就格外小心。我年輕時做老師，一直提醒自己要對學生一視同仁，但我也知道只要是一群人，就難免有親疏。小說家對作品中人物的親疏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有慶家的善良、美麗，又是被損害的，自然我會站在她的一邊。但小說家又不能被人之常情牽著走，小說有自己的邏輯，需要自己平衡。所以，福樓拜寫到包法利夫人自殺后會大哭。

在礦業(yè)大學的那個假期，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說。當時寫小說的那支筆裂開了，纏了一層又一層的膠帶，上面是一個假期的汗水和塵垢。當時覺得有種悲壯感，后來想，有什么好悲壯的呢？寫完一個作品跟出租車司機拉完一天客也沒有什么區(qū)別。

每一部作品的寫作過程都是痛苦的，那些神來之筆對寫作的人都是坎，是對作者的一次次折磨。我是一個宿命的人，很相信運氣。33歲時，《哺乳期的女人》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得獎早對我來說是一個好事，因為很早就能看清這一點：有些作品自己寫得很滿意，但是發(fā)表之后默默無聞;有些作品寫的時候沒費什么勁，卻能帶來滿堂彩。我得學會習以為常，無論什么結(jié)果都隨它去吧。

宿命感與天性中的悲觀情緒有關(guān)。但我本身是個樂觀的人，悲觀的是宏觀的生命，很早就知道人總要死的。所以，無論瞬間有多么輝煌、快樂，最后都是茫茫大地真干凈。這不需要有多深的哲學素養(yǎng)，而是某個神經(jīng)類型決定的。

我們的文化是一個壓抑的文化，我們的現(xiàn)狀也是壓抑的，在權(quán)力和資本面前，人們會覺得渺小。我在《推拿》和《玉米》中都寫到了性壓抑。性壓抑其實是一個修辭手法，對寫小說的人來說，性是一個公器，能夠說明很多問題，有很多時代特征?！队衩住分械男詨阂质恰拔母铩睍r代集權(quán)政治的壓抑，而《推拿》中的壓抑是商品時代的壓抑。對于中國人來說，能夠壓迫他們的也就是權(quán)力和資本這兩座大山。

高速發(fā)展與戰(zhàn)亂沒有區(qū)別

時代發(fā)展太快了，中國處于快速的上升期，又遇上這個快速的時代，就是一個加速度。五年前的手機和iPhone放在一起，感覺一個時代過去了。所以，有人戲言，90后是懷舊的一代。當然，時間是恒定的，快與慢更是人心理的映照。

處于高速發(fā)展的時代與遇上一場戰(zhàn)亂沒有區(qū)別，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離子散。這對于小說家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有很好的素材。我們看到外部世界如此繁榮、強大，其實內(nèi)心破爛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內(nèi)部不停地在拆遷。兵荒馬亂，如何收場？我也不知道。大家都無法節(jié)制，今年收入三億，明年一定要四億。能力已經(jīng)達到三億了，內(nèi)心的欲望告訴你沒有四億不行，只有得到四億之后才能存活。

但是不發(fā)展又怎樣呢？好像誰也不知道。未來像宇宙一樣，無邊無際，沒有盡頭。沒有一個人會告訴你，到哪一點可以停止了。所以，我渴望的時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節(jié)制。但問題是沒有人會選擇克制。在外在的價值評判上，也與無節(jié)制發(fā)展有呼應。身價兩億的人得到的關(guān)注和肯定比兩千萬的多。人人都為著更高更強拼殺，文明社會便成了一個叢林。這幾年，網(wǎng)絡中最時髦的詞都是表達負面的，“糾結(jié)”“悲催”成為全民使用率最高的詞。這是時代的問題，人的幸福指數(shù)很低，一旦有一個表達負面的東西，就會廣泛傳播。

作為一個宿命的人，只有一個辦法應對這個不斷膨脹的世界，那就是更加開心地活著、更加踏實地干活，用內(nèi)心與外部世界周旋。否則，一個蘋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毀了。一會兒iPhone6，一會兒iPhone6p，不停地換，不停地追。所以，我覺得我兒子挺了不起的，我給他iPhone時，他說，不要，我為什么要和別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