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一個很完美的靈魂，真像一個令人神往的錦標。”在寫給李銀河的情書里，王小波說。

那是37年前了。現在的李銀河已經老了，身材走形，皮膚松弛，但她坦蕩質樸的言談又在提醒你，王小波對她的贊譽很有道理。

她的精神世界和私生活怎能對公眾這么開放？這是李銀河令人吃驚的地方。性是人性中隱秘的小弱點，也最容易引起道德壓力，李銀河對此不封閉，也不扭曲。面對鉆到床底下打探的目光，她也理直氣壯地面對自己的欲望，承認她和相戀17年的跨性別者“大俠”之間存在著性。

“有一種愛情是超凡脫俗的，是高懸于所有瑣事之上的，說得不好聽些，是睥睨眾生。它對所有的世俗規矩不屑一顧，我行我素，隨心所欲。”李銀河說。

實在無法想象這段狂野的愛情宣言，出自眼前這位62歲的女士。李銀河太樸素太家常了，在我們聊天的三個小時內，她基本都在嗑瓜子、剝花生，有時花生仁滾落在身上，她撿拾起來放到嘴里。

“美好”這個詞，是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對李銀河和“大俠”這段關系的形容。

“這是一段高品質的情愛關系，”艾曉明說，“李銀河謙和、勇敢，她獨特的學養和人格特征，讓她創造出與社會主流規范不一樣的關系。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中都充滿了美。她有創造美的能力。”

李銀河把自己的身體和隱私當成了教學案例。有人跟她說，同性戀和跨性別的區分，在他們聽來像繞口令。“我說我不就是科普來了嘛。”李銀河哈哈地笑，“馮唐還跟我說，正好你借這個事做點教育工作吧，挺逗的。”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子恩認為，李銀河是社會主義時代最干凈、最純粹的知識分子。

李銀河是中國性文明進程的監測者，她也用自己的情愛故事，丈量出了這段歷史深刻變遷的尺度。

一

李銀河說，自己幾乎沒什么朋友。她的人際關系不黏稠。艾曉明、崔子恩，同性戀研究專家張北川，抑或是其他人，在談論李銀河時都帶著清湯寡水的味道。“我們肯定是朋友，”艾曉明說，“但我們不談生活細節。”

李銀河享受這種孤獨，并從中獲得自由。“在一個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想象。在社會中與他人打交道，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

她常年住在山東威海，冬天北京事多，才把那邊暖氣停了幾個月。“大俠”呢？“他在北京照顧孩子。”李銀河說。孩子是他們共同領養的，已經12歲了。

她對威海的生活感到滿足，雖然那里被稱為“鬼城”，房子蓋得過多，沒賣出去都黑著。每天中午她讓旁邊的小飯店送一個菜，素菜為主，分兩頓吃。她的時間安排有個三段論：上午寫作，下午看書，晚上看電影。

從青年時代開始，李銀河的日子就過得潦草至極。王小波的兄長王小平回憶，李銀河和王小波婚后無心張羅俗事，按照李銀河母親的說法：“這一對寶貝放到一起，就差給他們脖子上各拴一塊大餅了。”但王小平毫不懷疑，他們二人過著極其豐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練就了喝風屙煙的本事。

李銀河的兩段愛情有個共同特征：精神至上，在生活瑣事上，較庸常的一方服務于睿智的一方。

丁學良曾撰文提到王、李二人的留美生活，說“李銀河是賢妻，王小波則像個大爺”。在匹茲堡期間，李銀河讀書、做助教、打工，下班就回來忙家務、做飯，王小波基本是讀書、寫作，啥也不干。李銀河的理由是，“不忍心讓那樣一個智慧的頭腦去干粗活”。

王小波去世后，“大俠”的出現解放了李銀河。“大俠”說，他不愿意李銀河在這方面浪費時間。李銀河說，17年來她什么家務都沒做過。

李銀河喜滋滋地指著身上的衣服，說這些都是“大俠”幫她買的。“我特煩購物、做飯，就連買我自己的衣服我都不去，有時他看到就給我買回來了，他買什么我就穿什么，反正我也沒啥要求。”

在崔子恩看來，李銀河和“大俠”的生活是女權和男權的完美結合。“他們好得跟一個人似的。”崔子恩說，“在文化上他們是以女權為核心，以李銀河的意見為主;在生活上是以男權為核心，‘大俠’決定生活細節。”

二

她屬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進入青春期、70年代談婚論嫁的一代人。這30年，性在中國是一個怪物。李銀河的哥哥李向南15歲時對一位女同學萌生情愫，出于虔誠，向組織懺悔了“骯臟的思想”，從此這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就一直入不了共青團。這種痛苦的青春期經歷影響他一生，使得他的個性受到了嚴重的摧殘。

“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純潔、羞澀到幼稚的程度。這就是當時人們在性問題上的典型表現。”李銀河說。

對青年李銀河來說，性也是她的禁忌話題。她和王小波的情書中，用“那個”一詞來指代性。王小波的回復也羞澀得很：“我從來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誰做那件事情。我也許能夠做到一輩子不做它。也許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亂來的。”

1980年，李銀河、王小波在相戀兩年后結婚，那年他們都已28歲。“結婚時他是處男。”李銀河說，“婚后我們馬上想到早干嗎去了，覺得青春虛度了。”

1982年，李銀河去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碩博連讀。兩年后，王小波前往陪讀。在美國，李銀河的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是中國當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她說自己研究的原動力，就是想搞清楚為什么國人在性的問題上會如此扭曲和壓抑。

在美國時，李銀河就有沖動，要做中國的金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金賽主持搜集了近1.8萬個與人類性行為有關的訪談案例，以超脫的態度和精準的數據，為美國社會的性態度提供了參照系。

1988年，李銀河歸國，進入北大社會學所，繼續研究婚姻問題。在她調查單身現象時，有位男士看在她“不像壞人”的分上，承認是同性戀。這個雪球越滾越大，后來達到120人的規模。

這個研究也是為了填補空白，“國外研究同性戀的著作一書架一書架的，中國一本都沒有，這是多大的誘惑啊”。1991年，她和王小波在訪談基礎上合著了《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

李銀河喜歡老派的一對一的關系，但不會因為自己的偏愛就否認別人的選擇權。她本來會跟王小波一直走下去，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臟病發去世。

兩個多月后，6月29日，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麗莎拉她去一個酷兒聚會散心，希望她從悲痛中走出來。這天是世界同性戀自豪日，“酷兒”一詞包含了LGBTs（女同性戀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跨性別者Transsexuals）所有性非常規族群。在這次聚會上，她認識了“大俠”，后者很快陷入了對她的狂熱愛戀。

三

盡管被冠為“性社會學家”，李銀河仍不時發表時評，也寫小說。

她帶著那代人的理想主義和社會責任感，希望這個國家不要那么野蠻和愚昧。1966年，她在北師大女附中就讀初一時，校長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是李銀河父母的老同事，卞仲耘的女兒是李銀河的嫂子。

年輕時，李銀河曾是議論中國政治的明星。1977年從山西大學畢業后，李銀河進入《光明日報》，次年被調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中南海上班。她和林春合寫的《要大大發揚民主，大大加強法制》，在《中國青年》雜志上首發，被全國各大報紙轉載，《人民日報》專門加了編者按，轟動一時。

李銀河和林春在文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偉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你跪著看他。”著名學者李慎之對此印象深刻：一代人想說又不敢說的話，被兩個小姑娘說出來了。

李銀河認為自己不過是時代和政治的代言人，“是權力之手握著的筆”。一年后，她調入中國社科院馬列所，躲開了政治漩渦中的利害。

她關心政治，但無意卷入政治。1979年，在費孝通舉辦的社會學夏季講習班上，李銀河結識了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霍茲納，并開始為出國留學而努力。

1988年，李銀河在美拿到學位，和王小波商量“做野豬還是做家豬”，結論還是回國做“家豬”。“我們做的事和這個社會聯系在一起。無論是要批評這個社會，還是要描述這個社會，都是在里面比在外面好些。”李銀河說。

歷史學者丁東回憶，王小波生前有次說，“銀河是叛徒，黃梅是好樣兒的”。黃梅是英國文學專家，也是留洋博士。中國社科院評職稱要考外語，李銀河參加考試，評上了研究員，但黃梅覺得此舉荒謬，抵制了考試，那年沒評上。

2012年從中國社科院退休前，李銀河是二級研究員，這是社科院的最高專業職稱。李銀河說，為了世俗的標準，有時也會干些自己不感興趣的活，“這些世俗的目標達到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在崔子恩看來，李銀河活得通透。“李銀河和社會的融洽度比我高很多，我時時都要反抗什么，她不需要。我就沒看到李銀河怎么急過，這說明她碰到的人和事都還順利，幸運地避免了摩擦。”1991年，時為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講師的崔子恩在課堂上出柜，成為大陸公開同性戀身份的第一人。

無論談論時政還是性，她都在安全的邊界內發言。李銀河對自己的靈魂有著深刻的檢討，她說自己只要碰墻就一定會回頭。“理想主義的喪失，成為我為獲得寧靜和快樂所付的代價。”

在攝影師要拍照時，李銀河就像個小孩，任“大俠”幫自己整理衣服。這種真實之所以能被呈現、被祝福，正是李銀河和她的戰友們多年來努力不懈的結果。她和“大俠”也用生動的案例，拓展了公眾的性別思維。正如王小波當年在情書中所言：“社會的力量是很大的吧？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也止不住兩個相愛過的人的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