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最深刻的回憶之一，是在1975年1月。當時我給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電話，他們當時正在研制全球第一臺個人電腦。而我想賣軟件給他們。

我真擔心他們知道我不過是一個住集體宿舍的學生而掛斷電話，但他們說：“我們還沒完全做好，過一個月你來我們這兒吧!”這真是個好消息。因為我們那時還沒寫出軟件來呢。從那一刻起，我沒日沒夜地寫這個程序，結果讓我的大學教育就此結束。而我與微軟的非凡旅程也就此開始。

我離開哈佛的時候，并未真正意識到世界上存在著可怕的不平等——由于在健康、財富和機會上存在著令人震驚的差異，致使數百萬人生活在絕望之中。

人類最大的進步不在于他們的發現，而在于如何將發現用來減少不平等。無論是通過民主、公共教育、有質量的健康保障還是廣泛的商業機會——減少不平等才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

對于梅琳迭(比爾·蓋茨的夫人——編者注)和我來說，挑戰都是一樣的：我們該如何用我們的資源為絕大多數人做善事。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梅琳達和我讀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說，每年在貧窮國家因各種疾病而死亡的兒童有數百萬之多。麻疹、瘧疾、肺炎、乙肝、黃熱病，還有我從來聽說過的輪狀病毒，這些疾病每年要奪去50萬兒童的生命。

于是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工作。我們在問：“世界為什么會任憑這些孩子死去?”答案其實很簡單也很殘酷。因為市場不獎勵拯救孩子生命的工作，政府也不會補貼這種工作。孩子們之所以死去，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市場中沒有力量，在體制中沒有他們的聲音。但是你們和我，我們有。

我相信。今天在場的所有人。我們都曾在某一時刻看到過令人心碎的人類悲劇，可我們什么都沒做。這不是因為我們不在乎。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該做什么。如果我們知道怎么去幫助別人，我們就會行動起來。

要把愛心轉變成行動，我們需要看到問題，找到辦法，觀察效果。然而，錯綜復雜的事態總是在阻撓這三步的實施。如果我們真能看到問題，就邁出了第一步，然后要走第二步：快刀斬亂麻地去尋找解決的辦法。快刀斬亂麻去尋找解決辦法又可分為四個可預測的階段：確定目標，找到最佳解決方法，發現實施解決辦法的理想的技術，同時讓現有技術發揮最好的效用。最后一步——在發現問題和尋找解決辦法之后——就是測評你的工作效果。和他人共享成功與失敗的經驗。

所以我依然是樂觀的。的確，不平等是和人類與生俱來的，但是我們用來解決問題的新的工具卻是我們從未想到過的。它們能夠幫助我們實現我們的愛心——這就是未來與過去的不同所在。

60年前，喬治·馬歇爾也曾在哈佛的畢業典禮上發表過一項幫助戰后歐洲國家的發展計劃。30年后。當我在大學輟學的時候，新興的技術已經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透明。

低成本個人電腦的出現導致了強有力的網絡的出現，將各種學習和溝通的機會傳遍全球。網絡的神奇之處不只是消除了距離。讓每個人都成為你的鄰居，它同時還極大地增加了天才思想的數量。我們可以為了同一個問題共同工作，這便將創新的規模擴大到了一種令人吃驚的地步。

與此同時，世界上每有一個人在使用網絡的時候，就有五個人還無法用到它。這意味著有很多創造性的頭腦被排除在了討論問題的范圍之外一有實際的智慧和相關經驗的聰明人卻沒有技術把他們的天才或思想貢獻給世界。

世界上最有特權的人是否應該知道世界上特權最少的人的生活狀況呢?不要讓復雜的事物絆住了你。要做一個積極行動的人，去對付巨大的不平等。這將是你的人生中的偉大體驗之一。

我希望從現在起的30年后你能夠回到這里，講述一下你用你的天才和能力都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能夠判斷自己的專業能力并沒有獨自享用，而是用來解決世界上最深刻的不平等。而且做得有多么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