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中央電視臺前臺長楊偉光因病去世，這個富有開拓性、開啟央視變革的老人被眾人悼念著。很多人認為是他打造了央視的一個黃金時代，而這個“激情燃燒的時代”是從《東方時空》的創辦開始的。

自上而下的電視改革

“歷史經驗證明，抓熱點問題風險很大，很容易踩雷。”

1993年春天，中宣部向新聞界發文件，要求媒體注意報道熱點問題。當時的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決定把這個報道社會熱點的節目放在早上7點播出。這是一個電視播放的垃圾時間，正是人們早上醒來的時候，看電視的人很少。如果節目播出安全，沒有批評，則在中午1點鐘的吃飯休息時間重播。

節目框架確定好后，孫玉勝給節目取名《新太陽60分》（即《東方時空》），開始招兵買馬。

時間是孫玉勝找來的。在樓道里，孫玉勝問時間，是否愿意到早間節目負責人物欄目？時間當時表示要想想，兩三天后，時間答應了。

另外3個欄目的制片人也是央視在編的正式工。童寧找來了《觀察與思考》的王堅平，請他出任點歌節目的制片人。新聞欄目“焦點時刻”的張海潮是自薦來的，此前他是科教節目的編導。后來，他們被稱為《東方時空》“七君子”。

生活欄目的制片人一直沒有找到，一開始由梁曉濤兼任，最終由陳虻接任。

央視財務部門最早給《東方時空》招聘人員定工資的標準，是參照清潔工的工資標準制定的，每月工資280元。人事部門說，招聘人員是臨時工，不能提干、評職稱，不能享受住房分配和北京戶口；保衛部門說，不能給臨時工發放正式的工作證和央視出入通行證。

此外，央視的財務報銷也是一個問題。過低的差旅費讓新聞前線員工住不起好賓館，伙食補貼也不夠，往往要自己貼錢；電視新聞講時效，卻只能坐火車、汽車出差采訪，原因是只有廳局級以上的級別才能坐飛機。員工招聘是人事部門統招，再分配給每個部門，部門再分配到節目組。當時央視基本還處于這樣保守僵化的體制下。

“孫玉勝當時給制片人一個特權，就是制片人有絕對的權威，可以在我的這個小環境里面，去做跟我價值觀相匹配的任何東西。只要你有才華，合適我的要求，不管你有沒有北京戶口，有沒有檔案，原單位是否放你，你的外貌形象、你的普通話是否標準，都可以來‘東方之子’展現你的才華。”時間回憶。

《新太陽60分》樣片出來后，楊偉光發現了問題：“不能用‘新太陽’，會有歧義，東方紅，太陽升，老太陽是毛澤東，你是不是要否定毛澤東？我說不行。孫玉勝當時很堅持，說這個好，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我說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會按照政治的觀念走，最后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會找你的，肯定找我。”孫玉勝和節目組爭取無效，后來按照楊偉光要求，重新取了幾個節目名，楊偉光看中了“東方時空”。

《東方時空》5月1日開播后，從管理高層到普通觀眾，都很滿意，社會反響很好。如今的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孫玉勝在他的著作《十年》里寫道，“當時的中宣部部長丁關根在杭州主持一個座談會上，表達了他對《東方時空》的褒獎。”

節目質量高，廣告商也來了。20萬元借款，節目開播一個星期就還給了臺里。原來《東方時空》5分鐘廣告開播時填不滿，不到4分鐘，30秒鐘2500元；開播一個月，廣告延長到了6分鐘，因為供不應求，廣告最后變成了10分鐘。一年時間里，30秒鐘的價格上漲了十多倍，接近3萬元。年終結算，《東方時空》的廣告總收入高達5000萬，第二年接近1億。開播10年，上交廣告收入超過10億元。

匯聚了一批優秀主持人

時間當時很發愁，在央視內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視外社會上找人，只要人合適，專職、兼職都可以。第一批進《東方時空》的人，很像今天的“傳銷”組織，都是通過熟人相互推薦的方式進入《東方時空》工作。

白巖松當時在《中國廣播報》當編輯，時間“開著個雪鐵龍、手里拎著個包，拿著個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巖松不敢在辦公室談兼職工作的事情，把時間拉到院子里的自行車棚附近聊天。白巖松把幾篇采訪香港歌星的稿子給時間看，時間看了一兩篇對白巖松說，“你就是我要的人。”

沒有樣片，時間描述了一個節目的概念，但“兼職”在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名詞。幾天后，白巖松到了《東方之子》在亞運村匯園公寓租的演播室。時間把白巖松介紹給欄目組同事：“這是我請來的策劃，白巖松。”結果當時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話：“我還以為你請來一個老頭，沒想到請來的是這么一個小破孩兒。”她說完起身就走了。

白巖松就當了兼職的策劃。他當時主要給胡健等主持人策劃選題，準備采訪資料，設計問題。“時間身邊當時高人很多，鄭也夫、張元、吳文光、段錦川，我不過是一個幫他做具體工作的人。”但時間沒料到，胡健和當時特約主持的學者專家一樣，根本不聽白巖松的建議，不采用白巖松設計的問題。

“后來有一天，我和時間，還有攝像師在一起看一個紀錄片，時間突然說，‘你當主持人吧。’我說‘堅決不’。攝像師當時插了一句，‘白巖松做主持人，剛開始人們可能不接受，但時間長了，可能大家就會接受。’這句話打動了我。”白巖松回憶說。

白巖松當時不敢出鏡，是怕單位領導看到，發現自己在外面兼職。后來時間打消了他的擔心，“你見過早上有人看電視嗎？沒有人啊，誰會看你啊？等單位發現，估計是半年、一年后，到時候如果不讓你兼職，咱們再合計吧。”白巖松就這樣當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蓋晨光找他，約他一起為《焦點時刻》做節目策劃，找選題、寫策劃方案，掙外快，在請示領導獲得同意后，他答應了。然后張海潮就到了新華社，在大樓的咖啡廳與水均益談合作。做了幾期《焦點時刻》的節目后，張海潮讓他出鏡當了主持人，理由是“外形合適，節目也是你策劃的”，和《東方時空》培養記者型主持人的目標一致。

水均益錄制的第一期節目是“柬埔寨大選”，第一期節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后來，為保留核心的業務骨干，央視給了《東方時空》一部分進人指標。工作不到幾個月，白巖松就作為正式員工調入了中央電視臺。一年后，蓋晨光從新華社調入中央電視臺。又過了一年，水均益從新華社進入了中央電視臺，是央視引進的最后一人。

崔永元是后來特批調入央視的正式員工。他給《東方時空》幫忙做的第一個節目，是開播一百期特別節目，他當時是兼職的編導，除了選題撰稿外，他還給畫面配音解說。《東方時空》三周年特別節目，時間讓崔永元當了導演。這個節目讓時間覺得，崔永元可以當主持人。

后來，時間辦《實話實說》的時候，試了幾個主持人不理想后，他提議讓編導崔永元試試。

敬一丹和方宏進是孫玉勝找來的。“當時，孫玉勝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準備辦一個每天播出的輿論監督的欄目，他想到了兩個主持人，一個是我，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讓我考慮一下。”敬一丹對記者回憶說。

敬一丹很慎重，考慮了很長時間，最終決定加入。

逼出來的用人機制

《東方時空》90%的員工，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北漂”，這些臨時工是《東方時空》干活的主力，是制片人一個個挖來的。

王志開始在湖南電視臺新聞部工作，時間在湖南出差采訪時，王志是地陪。“當時我們挺談得來的，在湖南臺還有個人，她叫羅芳華，小姑娘很潑辣，一看就是湖南妹子。我說我們要新辦一檔節目，你做事挺麻利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北京去工作。后來羅芳華就來了北京做編導了。”

王志當時沒有來，他當時舍不得離開湖南臺。后來羅芳華到湖南采訪，時間打電話讓王志配合，節目做完了，時間讓他一起去北京，看看節目。

時間請王志吃飯，勸他加盟《東方之子》，當主持人。王志不相信，認為時間是開玩笑，時間回答說，“你明天就去采訪駱玉笙，試試看，不行再換別人。”

第二天，王志去了駱玉笙家里，采訪很順利，很自然地聊天。這個節目播出后，王志就來了《東方時空》。

周兵和張朝夕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同學。畢業后，周兵分配回老家甘肅，在蘭州電視臺工作。張朝夕作為優秀畢業生，留在在北京，在當時的能源部電教中心工作。“兩個人一個宿舍，工作環境也很好，上班不累很舒服，但就是沒有成就感。”最終，張朝夕扔掉了公務員編制，加盟了《東方時空》。

三個月后，張朝夕又向時間推薦了同學周兵。“作為一個在蘭州電視臺工作的人，去中央電視臺工作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周兵決定辭職，扔下鐵飯碗到《東方時空》打工，家里人全部反對。

張朝夕當時讓他做了兩個《東方之子》的樣片，送到北京。時間對他很滿意，其中一個拍藏族的人物，就在《東方之子》里播了。

最終，周兵選擇辭職離開，還給單位交了7000塊錢賠償費。1993年10月，周兵到了北京，住到了《東方之子》的集體宿舍里。

各欄目組為了省錢，《東方之子》在六里橋租了一層地下室，機房和宿舍在一起，一個男生宿舍，一個女生宿舍，其他的都是工作用的房間；《焦點時刻》租了一家旅館的一排房間，機房和臥室都挨著，生活和工作也在一起。《生活空間》在北醫三院電教中心租了辦公房。

《東方時空》的競爭非常激烈，工作節奏快，考核壓力巨大。欄目組“寬進嚴留”，誰都可以來，但最終能留下來，完全靠個人的能力和吃苦耐勞。

王志回憶，當時的欄目組是這樣用人的：以前什么專業什么身份工作不管，就管你干活。節目好壞的標準只有兩個：觀眾的評價，觀眾來信反饋；另外一個是社會反響和美譽度。只要貼考核的墻上季度獎名單里沒有自己的名字，編導就會被新人替換掉，卷鋪蓋走人。

其實，時間自己也沒有安全感。《東方時空》的節目承包方案，打破了央視節目生產的體制，在央視鐵板一塊的體制外，開辟了一個特區，用企業的運營方式支撐事業體制內的節目生產。

孫玉勝把經費管理權和用人權下放給各欄目的制片人，給各欄目確定年度經費總額，人員招聘、財務報銷、人員薪酬、辦公場地等，均由制片人負責，制片人成了欄目創作、組織、管理核心。作為總制片人，孫玉勝只考核節目的質量好壞，節目辦不好就換制片人。

時間回憶，包干制度建立了《東方時空》最核心的管理理念：“彼此信任，一級信任一級，這是非常高級的人事管理關系，你要讓他做，你就要信任他，他感受到了這種信任，他只有拼命去做好，才能覺得有報效感。”

正是充分的放權，《東方時空》4個欄目組相互競爭，央視的新聞改革開始了，《焦點訪談》出來了，《實話實說》出來了，《新聞調查》、《面對面》、《高端訪談》也一個個出來了，后來還有了24小時的新聞頻道。

“不正常”令人懷念

白巖松把《東方時空》最初的那段歲月，稱為“一段不正常的歲月”。

“《東方時空》那個時代不可能重復了，一個人好就留下不好就開掉，現在《勞動法》不許可，十幾個人往地下室一住，找個保姆做飯，天天談工作不顧日常生活？如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時代終于正常了。”白巖松對記者說。

《東方時空》里的臨時工在當時的央視體制里是受到歧視的。

孫玉勝為“不正常”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為解決臨時工外出采訪沒有證件的難處，制作了“東方時空采訪證件”，得到領導的支持和認可；接著又和臺里保衛處商量，給臨時工辦理了中央電視臺大院“臨時出入證”。在經濟待遇上，做到了臨時工和正式工一樣，同工同酬，按勞分配。

而如今，許多《東方時空》老人所懷念的，是當時的“不正常”。

這些年里，《東方時空》也在不斷改變。早期的體制外的“特區”，已經被納入到央視現行體制中了。

制片人的權力變小了。因為《勞動法》出臺，《東方時空》的淘汰用人制被中止，對外招聘統一由人事部門負責，合同和試用期全都按照法律規定；“英雄不問出處”的現象也沒有了，大學本科文憑必須有，普通話不標準不合格，別想當主持人。

“現在回想我們這批主持人的成長，真是具備天時、地利，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見過哪個電視臺，哪個欄目，讓這么多人來嘗試，試了行不行是觀眾說了算，節目說了算。……要是現在，我的普通話肯定沒戲，估計不是我一個人沒戲，很多人都沒戲。”如今在中國傳媒大學擔任校長助理的王志回憶。

如今的央視，有了新大樓，看上去，一切都很好，但周兵覺得，有些東西漸漸沒有了。“電視的理想，激情、熱情，團結友愛，相互支持，對品質的追求，不斷的創新，一直做先鋒，不喊口號，實實在在地拿出漂亮的節目給大家看，這些東西慢慢就沒有了。”

在時間看來，2000年《東方時空》由150分鐘被調回為45分鐘后，新聞改革已經名存實亡，《東方時空》開始走下坡路了，如今《東方時空》還在，也只是保留了過去的名字和標志而已。

2008年12月底，陳虻因患胃癌，搶救無效去世。他的離開讓很多在《東方時空》工作過的人傷感，他們終于意識到，《東方時空》這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在陳虻的追悼會上，時間感受到了從來沒有的孤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現在戰友沒了，戰壕也沒了，再也沒有沖鋒了……”

和老同事們不同，白巖松不愿意總活在過去的記憶里。“回憶《東方時空》，我覺得該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個很牛的中年人，再過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樣做一個更牛的老年人，作為目前仍然在央視的一員，我面對的挑戰是，我們這些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像當初我們的領導那樣：去給今天的年輕人更多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