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倉健對人是非常非常真誠的。日本人認為他是一個神，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種“士”的精神，那種古典，就是讓你忍不住吸一口氣起雞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裝的。

我拍了20多年電影，不長也不短。其他演員，如果我們讓他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們高高興興就走了。我在云南這樣跟高倉健說過，下午6點左右說“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點要收工時，天已經黑了，副導演慌慌張張地過來跟我說：“導演，高倉健沒走！”為什么沒回去？出事了？他說，導演和全體人員都在這兒工作，他不能走。我說讓他來這兒休息一下，這兒有水、有椅子，他說怕打攪我們。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著，默默看我們工作，不打攪。我們全隊上汽車準備走，老爺子遠遠地給我們鞠躬，他不過來，鞠完躬就走了，70多歲的人，站了3個小時。工作一天了，讓他先回去，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員都會覺得這天經地義，他卻覺得他不可以，因為導演還在工作、工作人員還在工作。

好多這樣的小事情，都不是裝的，他的心就是這樣，這就是“士”。還有中井貴一，高倉健的弟子，高倉健只要在東京、只要出遠門，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還是晚上，當高倉健到達機場的時候，中井總是遠遠地給他鞠一躬，不過來，不打攪，遠遠地送他。高倉健對我也是這樣，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趕飛機，他會在地下車庫，看我的車走，遠遠地給我鞠躬。我嚇一跳，老爺子什么時候來的？已經來一個多小時了，他也怕人家認出他，站在地下車庫，在一堆車后面，遠遠地送我。

拍《千里走單騎》時，我讓民工小徐給高倉健打傘，他說不要，我說不是照顧他，是怕他被紫外線曬了，跟戲不搭。小徐打了3天傘，老爺子把手表摘下來給了小徐。值錢就不說了，是好幾萬的表，值錢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覺得他不知道要怎樣感謝這樣一位為他打傘的民工。他說：“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現在還珍藏著，舍不得戴。所謂“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所謂“士為知己者亡”，我們在文學上描寫的士的情懷全在他身上有體現。

他在奧運會開幕前，專門給我送來一把刀。他們說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樣貴，是日本國寶級的工匠，用了一年時間鍛造的。高倉健悄悄一個人買了機票，不告訴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們的開幕式工作中心，給我送來。他回去以后，東京正下大雪，他又驅車幾個小時到郊區的一座寺廟為我祈愿。翻譯跟我講，寺廟那天清場，只為我做法事，老和尚帶著一群和尚，高倉健一個人站在那里，整個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兒念經，拴著幾萬個鈴鐺，風一吹，叮當響，整個環境特肅穆。一個半小時的祈愿，高倉健來回開了七八個小時的車。這事兒高倉健不讓告訴我，是翻譯偷偷告訴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讓你知道，因為不是為了做給你看的。那個和尚是他幾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說那個寺廟是最靈的。祈愿完了以后，高倉健給了我一個牌子，我現在還留著，日文寫的是：“祝張藝謀導演奧運開幕式成功。”

關于他，真是有好多細節。我以前跟他沒有見過，只是他的粉絲，我們見面以后都互相喜歡，所以就這樣對待彼此。所以從這里也可以感受到，電影是橋梁，可以溝通人心。

還有一次，我們倆坐在一個大堂酒吧，遠處百米外是大堂，但是這個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見外面，我能看見，我跟他在那兒坐了一個多小時，大堂里人來人往，有日本人認出他來了，向酒吧門口走過來，距離有四五十米時，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驚動我們。就這樣，來來回回有四五十人給他深深鞠躬，悄悄離開。

有一個導演給他拍紀錄片，那個導演禮拜天正在家抱著孩子，突然一接電話，聽對方說“我是高倉健”，嚇得差點把孩子摔了。他放下電話眼淚嘩嘩的，第二天早上，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說高倉健給他打電話了。從很多細節可以發現，高倉健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國寶。因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說是因為支持中國，經常遭到日本媒體批評。日本有一些人說他對中國電影過于支持，因為我去東京電影節，他60年都沒有走紅地毯——他從來不走紅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體就說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國的紅地毯，他不管。所以他這個人其實很愛中國，從骨子里愛中國。

我和別人討論劇本的時候，尤其古裝電影，我們談一些人物的價值取向的時候，我常常講一些高倉健的小例子，我說這就是士的情懷。默默為你奉獻，默默承受，不讓你知道，這就是“士”。我們經常拿高倉健的一些事為例子，講解人物的動作：他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親的照片拿出來，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間里最顯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鮮花。我們多次接待他，每次問他有什么要求，都是沒有其他要求，只是“可不可以每天給我買一束鮮花回來”。原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來知道，是放在他母親照片前的。有一次我進他的房間，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寫字臺上，下面是白色的鮮花，不是正規的遺像，是他光著屁股，與哥哥、姐姐、妹妹和母親在河邊的生活照，很溫情、很可愛。他到哪里都先把照片供起來，不是做給我們看的，他去南極拍戲都是這樣。這種大孝對我們都是傳奇，現在我們誰能做到？幾十年，真的很讓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