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把國旗升到旗桿頂上時，胡其俊覺得全中國都能看見它。這種感覺并不突兀，因為在那天，新生的政權正度過它第二個生日，胡其俊一定像它的所有擁護者一樣，為這個不尋常的日子感到歡欣鼓舞。不過，那一天對這個22歲的普通電工來說，還意味著更多。

他“又高興又害怕”地站在天安門廣場的旗桿下，花了兩分鐘時間升起了一面國旗。這面旗不但宣告1951年國慶節正式到來，也宣告一個普通人個體生命榮耀的開始。

時隔59年回顧胡其俊主持并完成的那場儀式，多少會讓人覺得有些寒酸。要知道，在當時現場既沒有嘹亮的音樂，也沒有整齊壯觀的儀仗隊，甚至也沒有人圍觀，更不會有人來合唱國歌。對那些近期曾在天安門廣場體驗升旗盛況的人來說，1951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是很難想像的。當胡其俊扳動旗桿上的開關，看著國旗緩緩滑到旗桿頂端時，太陽已經快要升起來了，廣場上十分冷清。

從那一刻起的26年里，電工胡其俊便正式成為天安門廣場的升旗手。

當他升旗的生涯在1977年結束后，并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切。時代在變遷，許多人開始不遠千里地來到天安門廣場，只為親睹國旗升起的那一刻。今天，人們見慣了陣容龐大的儀仗隊，也習慣了國旗升起時相伴的國歌聲。以至于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儀式，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很少再有人提及。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比如，一個叫邢華琪的軍人在自己的文章和書里，反復講述著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經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堅持認為：如果胡其俊一個人的升旗儀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將是世界上最動人的升旗儀式”。

升旗

1951年10月1日那天凌晨，當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門廣場的國旗旗桿時，廣場上的警衛因為從沒見過他，好說歹說，就是不讓他靠近。

頭一天晚上，北京電力局政治供電科這個新考進來的年輕人，突然接到領導的任務：從明天開始，由他擔任天安門廣場的升旗手。

由于升旗的系統是由電力控制，升旗這個差使理所當然地被交給了懂電的人。開國大典上，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按下開關，國旗就升起來，那個開關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電力局設計的。因此，此后升旗的任務就由北京電力局負責。在胡其俊之前，他的同事陳鴻年也曾經擔任過升旗手。

如今，沒有人能說清楚，為什么是胡其俊當選。他的家屬們后來猜測，也許是因為他成分很好，人也上進。總之，作為無數枚螺絲釘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擰在了這根旗桿下。

盡管胡其俊心里充滿緊張和神圣感，他第一次升旗的經歷實在稱不上莊嚴。當時，因為激動而一夜沒合眼的胡其俊必須把國旗放下，手腳并用，才能費力地翻過旗桿周圍一米多高的漢白玉圍欄，進入升旗臺。隨后，他必須蹬著底座邊上的配電器箱蓋，爬上兩米高的基座，然后小心地挑好站立點，穩住身子，再用鐵絲把國旗的旗桿一點點捆扎在升旗桿上，這才能跳下來，喘口氣。

等東方透出亮光，他把國旗升上去，還要再花費同樣的力氣翻出圍欄，跑到遠處去看看國旗的高度是不是合適。看完不放心，還要再爬上天安門城樓，去打量一下自己的成就。

不過，盡管有些費勁，據胡其俊事后回憶，完成這一切以后，他覺得“比喝了二鍋頭還帶勁兒”。

因為時間過得太久，又缺少見證者，關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細節已經很難追溯了。自從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國旗映襯的故事細節也一并被帶走了。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關。比如，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這樣的“重大國事活動”進行之前，他會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國旗升起來，和領袖一起接受萬人敬仰。

有些事情和這個小人物并沒有太大關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傳到中國，胡其俊得到通知，要為斯大林降半旗——這是新政權第一次為一個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該怎樣執行：是降到旗桿高度的一半，還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還是先升到竿頂，再降下來？

那時候，沒有電視，也沒有報紙來學習這些，但胡其俊憑自己的感覺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先把國旗升到桿頂，然后降下來，約摸停在第二節旗桿的中間位置，就固定了下來。此后，他還特意跑遠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覺得滿意了才離開。

這個獨自琢磨出來的降半旗標準后來成了慣例，并被寫進了國旗法。

胡其俊

回想起來，就連胡其俊的兒子胡克軍也很難說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父親的生活。由于一年中需要升旗的次數并不太多，更多時間里，胡其俊像所有普通工人一樣，在自己電工崗位上工作。

盡管升旗的經歷以后被看得十分光榮，當年,胡其俊并沒有因為這個任務撈到太多好處。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憑借自己的工作資歷升為副科長。除了升旗之外,這名電力局政治供電科的員工,還要負責天安門和中南海地區的“電保”。每當有重大活動,他經常要帶著保密任務,到各個會場去保障電力供應,有時候離家一個月,也不能和家人聯系。

也有時候,他會負責駕駛天安門城樓上的小電梯。他曾經在這個電梯里碰見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不過,這個把保密要求掛在口頭上的山東男人,通常把這些回憶都藏在心里。

同事們回憶,胡其俊人比較開朗,喜歡開玩笑。但胡克軍回憶,一旦回到家里,父親幾乎從不談起自己的工作,有時候別人問起來,他也非常嚴肅,拒絕回答。以至于有幾次,他的妻子為此懊惱地埋怨他。也許是受這影響,關于國旗的故事,并沒有多少通過胡其俊的口傳下來。

胡其俊家人與國旗有關的一個記憶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會叮囑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為經常在天安門廣場執行任務,胡其俊不時會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門上拍下的照片。不過,他當了26年升旗手,卻從來沒有一張照片上留下過他升旗的場景。當時,這個升旗手也并不受人關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關于他的報道。

對胡其俊來說,這榮耀無比的升旗工作,更像是他日常職責中尋常的一部分。升旗并不輕松,根據專門研究國旗的專家估算,整面國旗與旗桿加起來,足足能有15公斤重,如果碰上下雨天,旗子被雨打濕,再重上一倍也不止。加上天安門廣場風大,升旗變得十分辛苦,胡其俊曾不止一次向別人回憶,因為國旗容易兜住風,他經常被從基座上連人帶旗吹下來。而碰上下雪天就更麻煩,因為旗桿的基座上太滑,很難站住腳。

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胡其俊還能記起,1956年10月的一天,他在大雨中升起國旗的情景,過了很多年后仍然忘不掉那時候多么費力。

出于安全考慮,大多數時間里,降下的國旗會收藏在當時的天安門管理處辦公室。不過,也有些時候,因為第二天要起早升旗,胡其俊會在升旗的前一天,把國旗用布包好,捆在自行車的后座上,騎個半小時趕回右安門附近的家里。

據說,當往自行車后座上捆國旗的時候,他總會嫌這旗子捆得不夠牢。而一進門,他則會把國旗疊得整整齊齊,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衣柜里。

起碼在那26年里,通過胡其俊的手,這面象征著國家的旗幟時常在一戶普通人家的衣柜和最受矚目的廣場上空來回切換,沒有讓人覺得有什么不妥當。

變遷

1977年5月1日勞動節,48歲的北京電力局職工胡其俊像往常一樣,又一次把國旗升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空。

不過這一天,胡其俊顯得比以往要正式。他特意換上了一身滌卡衣服。傍晚,當他降下旗,把它送回天安門管理處的辦公室,然后騎著自行車消失在長安街的人流里時,屬于他的一個時代也結束了。

或者說,由一個人升國旗的時代結束了。從這天開始,北京衛戍區接手升旗的工作,國旗班代替了胡其俊,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從此告別了“業余”時代。據人們后來形容,當胡其俊離開時,他自行車后座上一直用來綁國旗的繩子,“空空地散落在一旁”。

國旗班每次升旗先是有兩個人,后來又增加到3個。他們穿著軍裝、手持國旗走出天安門時,比胡其俊要正式得多。不過,起初,當他們走到長安街上時,遇上紅燈,總要為長安街上的自行車和汽車讓道。并且,他們和當年的胡其俊一樣,每次都要翻過護欄,才能進入升旗臺。

國旗研究專家、原總政辦公廳編研室主任邢華琪曾經花費很長時間,追尋與胡其俊升旗相關的那段歷史。他覺得,在胡其俊那個年代,升旗是一件樸素的事情,因為那個時候,天安門和國旗,在人們心里還沒有那么重要的象征意義,“要知道,當時,天安門前是可以開卡車的”。

從2000年前后開始,邢華琪突然將個人的研究興趣轉向國旗。他回顧與國旗有關的歷史后認為,在胡其俊升旗那個時候,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人在升旗的時候唱國歌。事實上,他回憶起,在“文革”期間,因為田漢被打成反革命,由田漢作詞的國歌,連詞都被改掉,到“文革”結束后才又恢復。

在邢華琪看來,國旗是在此后才逐漸在人們心里獲得崇高地位的：1983年,教育部下文要求中小學舉行升旗儀式；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在國內開始有了電視直播,中國人第一次通過電視看到國旗在國外的賽場上升起。邢華琪還記得那時的情形,他覺得這確實能大大提升人們內心的國家自豪感。

“國旗逐漸成了愛國的象征、政治的象征”,邢華琪覺得,隨著儀式越來越隆重,形式逐漸大于一切,邢華琪自稱喜歡看俄羅斯的升旗儀式,儀仗隊并不是整齊劃一地前進,而是故意來回跑,顯得沒那么僵硬。他也很欣賞一些國家的元首在看體育比賽時手持國旗大喊的場面,“顯得那么自然”。

“如果一直讓胡其俊升旗升到最后,或者起碼升到他退休”,邢華琪說,“那么這會變成一種傳統,會讓他的升旗變成世界上最打動人的升旗儀式。”

對升旗儀式所發生的變化,胡其俊的兒子胡克軍則感到振奮。“你不得不承認”,胡克軍感嘆,“這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標志,國力強了,對升旗重視了,自然就會形成一種規模。”

胡其俊不再擔任升旗手以后,有時也會來到這里,變成觀看者中的一員。有時候他是自己來,也有時候是陪著兒女。胡克軍回憶,父親只和他去看過一次升旗,他們一起站著看完了過程,父親沒有發表什么評論。

不過,熟悉胡其俊的人都知道,在他生前,他幾乎每年都會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儀式。盡管多數時候,他都是默默走去,站得遠遠的。

尋找

2002年的一天,當邢華琪在北京市南城找到胡其俊時,當年的升旗手已經變成一個普通的退休老人,他在一家私營老板的倉庫里看大門,每天能掙20元錢。他對這一切很坦然,邢華琪回憶,當時頭發花白的胡其俊說,自己喜歡默默無聞、自食其力。

退休后的胡其俊,住在北京宣武區一棟老房子里,里面“空空蕩蕩,幾乎什么都沒有”。過去的保密習慣一直延續下來,他很少跟家人談起往事。在媒體報道以前,兒子胡克軍絲毫不知道他的父親曾經是天安門廣場的升旗手,甚至不知道父親從事的具體工作是什么。有一次,胡克軍偶然發現父親有很多在天安門城樓上拍的照片,問起來,他也只是一帶而過,沒有正面回答。

盡管已經過去了很多年,胡克軍覺得父親還是活在當時的氛圍里。他知道了父親的故事以后,曾經屢次勸他趕緊寫點東西,發表在報紙上,卻總是被斷然拒絕。父親像當年背誦保密口訣時一樣嚴肅地強調,“組織要求保密”。

不過,胡其俊和國旗的這段歷史,還是被人逐漸地拼湊了出來。

最開始找到胡其俊的,是國旗護衛隊第8任班長趙新風。1993年的春天,趙新風為了寫一段與國旗有關的歷史四處找材料,無意中聽說了胡其俊的故事。

當時,胡其俊已經退休。為了找到他,趙新風先到天安門管理委員會查了資料,又找到北京市供電局,“一點兒一點兒刨根兒”,才找到了胡其俊當時的一個同事,然后找到了胡其俊。當年的“業余”旗手,面對新一代的專業升旗手,終于講出了自己的往事。

胡克軍還記得,在那之后,父親與國旗的聯系逐漸多起來。天津一所小學曾經把胡其俊聘為課外輔導員,讓他為孩子們進行愛國主義培訓,講講過去的故事。還有一次,有人組織了國旗的設計者、縫制者以及升旗手胡其俊,一起到各地作演講。

這段時間,一直被深埋在心里的國旗,一度被胡其俊貼在了胸前。那是兩面小國旗,當時,他參加了趙新風組織的報告團,每個團員都會發手掌大的小國旗,可以黏在胸前。胡克軍說,這成了他父親生前最珍惜的東西之一。胡其俊也開始頻繁地接受記者們的訪問,“從中央的到地方的,都來了”,不過講來講去,卻都是那幾個類似的故事。

第一次聽說胡其俊的故事時,邢華琪剛剛將研究興趣轉向國旗。當他發現,有一個升旗手獨自升了26年國旗,他十分驚訝,因為這和他印象中的升旗儀式差別實在太大了。

于是,他找到了胡其俊,并且一頭扎進了胡其俊作為升旗手的那個年代。他翻看照片,詢問細節,試圖讓當時的畫面清晰起來。他發現,胡其俊有意無意中創造了很多“第一”。

他第一個從金水橋上走出來升國旗。如今,這個路線已經成為升旗儀式的正式路線。但對當年的胡其俊來說,那是因為存放國旗的天安門管理處就在金水橋里面,那是他的必經之路。

他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降下半旗。

他第一個以太陽升降為標準來升旗和降旗,盡管只是目測。這對他來說并沒太多深意：作為一個“業余”的升旗手,這是最方便和自然的做法,以便讓他既可以升旗,也不耽誤自己的工作。后來,這種做法被延續下來,并且進行了細化。人們甚至動用了科學測量,專門編排了“國旗升降時刻表”,以確定準確的太陽升降時間。

2005年,在邢華琪的邀請下,胡其俊來到軍事博物館,參加一場關于國旗的書法攝影展,并且擔任現場解說。當年擔任升旗手時,他偶爾也會在天安門廣場向人們介紹國旗,但這一次,已經隔了幾十年,當年的升旗手如今變成一個身材并不高大的垂暮老人。他說：“能有幸在天安門廣場升國旗26年,我是共和國最幸福的人。”

當時也在現場的邢華琪看到這一幕。他深深地感到,屬于胡其俊的那種特殊的升旗方式,已經隨著那個時代遠去了。

2007年9月30日那天,胡克軍斗膽問了一貫沉默的父親一個問題：“在天安門工作那么多年,你離毛主席最近的時候有多近？”

這一次,胡其俊回答了他,并且講述了他與主席肩并肩的往事。但他并沒來得及講更多。當天晚上,他突然問家人：今天是幾號？當得知是9月30日的時候,他對胡克軍說,明天是10月1日,該升旗了。

但這一次升旗他是看不到了。第二天11時,國慶節,78歲的胡其俊去世。他的遺體被一面國旗從頭到腳覆蓋著。這面國旗還是別人特意送來的,當時,胡其俊家里并沒有國旗。

他曾經一次又一次升起的這面國旗,在這個國家上空飄舞過26年。從那之后一直到他離世,這面國旗一刻也不曾離開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