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李店中學任教。過了三年，妻子也從鄉下遷到了李店街上，開了一個小賣部。一家人能夠團聚，日子也開始慢慢好轉。

1996年7月，我們潘塘鎮三所中學合并為二所：潘塘一中、潘塘二中。潘塘一中為重點中學，從全鎮選拔老師。由于在96年中考中，我在李店中學帶的三（2）班成績全鎮名列第一，自然成為首批進入潘塘一中的老師，人很光榮，也很幸福。一年后，潘塘一中中考的成績驕人，創造了潘塘鎮歷史。上級決定為一中的教師建兩棟教師宿舍樓，改善教師四個人合住一個房間的住宿條件。教師宿舍樓一共二十八家，結構為二室一廳，教師本人要出資一萬五千元。當時家里只有一千三百元，剩下的錢只能靠借。離交錢的日子越來越近，剩下最后一天時，還有三千元沒有湊齊。幸好，二妹夫向當地一個老板借了這筆錢，一家人總算搬進了這棟教師宿舍樓。

宿舍樓是住進去了，可是，一萬多的債務，對于當時我們家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且孩子的培養，生活的開銷，靠教師每月微薄的工作，實在難以維持。沒有辦法，妻子決定南下深圳去打工，盡管我極力勸阻，也無可奈何。

而在我的周圍，是從遠處不斷地傳來爆竹的祝福聲。

后來，我與妻子交流中，才知道妻子在深圳打工的艱辛：妻子到深圳后，被分工做彩繪，手里拿著槍桿，向玻璃杯、陶瓷碗、精致花瓶上噴油漆。這項技術，活很累，又很臟，尤其是影響人的健康，操作時需要戴上口罩，而且每天的工作量是十五個小時，中午吃飯只能在工棚里躺半個小時，晚上上班到十一點鐘，第二天七點半要準時上班，臟衣服只能在夜晚十二點快洗，沖涼的時間只能用五六分鐘，人整天就像一臺機器，不停地機械地運轉。有一次，實在太勞累了，妻子倒在了她工作的地面上，是工友把她抬到集體宿舍去的。躺了兩天，打了兩天針，第三天帶著沒有痊愈的身體又繼續出工。我問為什么要干這一類傷身體的活，她說，工資比較高一點點。

三年的打工時間，讓妻子從三十五歲變老了許多許多：頭發變枯變黃，皮膚變粗變黑。我問她，這三年你是怎樣撐過來的？她說，支撐她的有兩個：一個是我這三年來給她寫的每一封信。在深圳打工，她每一天上班都要從收發室經過，總要看看收發室旁邊的黑板，看上面有沒有我寄的信。每一次收到我的信，人要幸福好幾天。另一個就是每月老板發錢的日子，當妻子拿著用自己血汗換來的錢時，一切痛苦全部消失了，只想把錢盡快打回家。

我常常問自己，打工是什么？打工就是去干城里人不愿干的活，這種活又累又臟又苦，能讓鮮活的生命迅速變得枯萎。為什么打工的錢如此沉重？因為每一分錢，都是血淚鑄成的。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