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描寫過的那一幕發生后的第二天，一個年約三十一二歲，身穿顏色鮮艷的藍色外套，紫花褲子，白色背心的人，來見馬賽市長。看他的外表聽他的口音，他是個英國人。“閣下，”他說道，“我是羅馬湯姆生·弗倫奇銀行的高級職員。最近十年來，我們和馬賽莫雷爾父子公司有聯系。我們大約有十萬法郎投資在他們那兒，我們接到報告，聽說這家公司有可能破產，所以我們有點不大放心。我是羅馬特地派來的，來向您打聽關于這家公司的消息。”

　　“閣下，”市長答道，“我知道得極其清楚，最近四五年來，災禍似乎老跟著莫雷爾先生。他損失了四五條船，受了三四家商行倒閉的打擊。雖然我也是一個一萬法郎的債權人，可是關于他的經濟狀況，我卻無法告訴您什么情況。假如您要我以市長的身份來談談我對于莫雷爾先生的看法，那我就該說，他是一個極其可靠的人。到目前為止，每一筆帳，他都是十分嚴格地按期付款的。閣下，我所能說的僅此而已。如果您想知道得更詳細一些，請您自己去問監獄長波維里先生吧，他住在諾黎史街十五號。我相信，他有二十萬法郎在莫雷爾的手里，假如有什么可擔心的地方，他這筆錢的數目比我的大，他大概會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些。”

　　英國人似乎很欣賞這番極其委婉的話，他鞠了一躬，跨著大不列顛子民所特有的那種步伐向所說的那條街道走去。波維里先生正在他的書房里，那個英國人一見到他，就做出了一種吃驚的姿態，似乎表明他并非初次見到他。但波維里先生正處在一種沮喪絕望的狀態之中，他滿腦子似乎都在想著眼下發生的事情，所以他的記憶力或想象力都無暇去回想往事了。

　　那英國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那種冷峻態度，把他對馬賽市長說過的那幾句話，又大同小異地說了一遍。

　　“噢，先生，”波維里先生嘆道，“您的擔心是有根據的，您看，您的面前就是一個絕望的人。我有二十萬法郎投在莫雷爾父子公司里，這二十萬法郎是我女兒的陪嫁，她再過兩星期就要結婚了，這筆錢一半在這個月十五日到期，另一半在下個月十五日到期。我已經通知了莫雷爾先生，希望這些款子能按時付清。半小時以前他還到這兒告訴我，如果他的船，那艘法老號，不在十五日進港，他就完全無力償還這筆款子。”

　　“不過，”英國人說，“這看來很象是一次延期付款呀！”

　　“還不如說是宣布破產吧！”波維里先生絕望地嘆道。

　　英國人象是思索了片刻，然后說道：“那么，先生，這筆欠款使您很擔心羅？”

　　“老實說，我認為這筆錢已經沒指望了。”

　　“好吧，那么，我來向您買過來吧。”

　　“您？”

　　“是的，我。”

　　“但一定要大大的打一個折扣吧？”

　　“不，照二十萬法郎原價。我們的銀行，”英國人大笑了一聲，接著說，“是不做那種事情的。”

　　“而您是付——”

　　“現款。”英國人說著便從他的口袋里抽出了一疊鈔票，那疊鈔票大概有兩倍于波維里先生所害怕損失的那筆數目。

　　波維里先生的臉上掠過一道喜悅的光彩，可是他竟克制住了自己，說道：“先生，我應該告訴您，從各方面估計，這筆款子您最多不過只能收回百分之六。”

　　“那不關我的事，”英國人回答說，“那是湯姆生·弗倫奇銀行的事，我只是奉命行事。他們或許存心想加速一家敵對商行的垮臺。我所知道的，先生，只是我準備把這筆款子交給您，換得您在這筆債務上簽一個字。我只要求一點經手之勞。”

　　“那當然是十分公道的，”波維里先生大聲說道。“普通的傭金是一厘半，您可要二厘，三厘，五厘，或更多？只管請說吧！”

　　“先生，”英國人大笑起來，回答說，“我象我的銀行一樣，是不做這種事的，不，我所要的傭金是另一種性質的。”

　　“請說吧，先生，我聽著呢。”

　　“您是監獄長？”

　　“我已經當了十四年啦。”

　　“您保管著犯人入獄出獄的檔案？”

　　“不錯。”

　　“這些檔案上有與犯人有關的記錄羅？”

　　“每個犯人都有各自的記錄。”

　　“好了，閣下，我是在羅馬讀的書，我的老師是一個苦命的神甫，他后來突然失蹤了。我聽說他是被關在伊夫堡的，我很想知道他臨死時的詳細情形。”

　　“他叫什么名字？”

　　“法利亞神甫。”

　　“噢，他我記得很清楚，”波維里先生大聲說，“他是個瘋子。”

　　“別人都這么說。”

　　“噢，他是的，的確是的。”

　　“或許很可能，但他發瘋的癥狀是什么？”

　　“他自以為有一個極大的寶藏，假如他能獲得自由，他愿意獻給政府一筆巨款。”

　　“可憐！他死了嗎？”

　　“是的，先生，差不多在五六個月以前，二月份死的。”

　　“你的記憶力強，先生，能把日期記得這樣清楚。”

　　“我之所以記得這件事，是因為那可憐蟲死時還附帶發生了一件稀有的怪事。”

　　“我可以問問那是件什么事嗎？”英國人帶著一種好奇的表情問道。他那冷峻的臉上竟會現出這種表情，一個細心的觀察者見了大概會很驚奇的。

　　“可以，先生，離神甫的地牢四五十尺遠的地方，原先有一個拿破侖黨分子，是一八一五年逆賊回來時最賣力的那些分子中的一個，他是一個非常大膽，非常危險的人物。”

　　“真的嗎？”英國人問道。

　　“是的，”波維里先生答道，“在一八一六或一八一七年的時候，我曾親眼見過這個人，我們要到他的地牢里去時，總得帶一排兵同去才行。那個人給我的印象很深。我永遠忘不了他那張臉！”

　　英國人作了一個不易覺察的微笑。“而您說，先生，”他說道，“那兩間地牢——”

　　“隔著五十尺遠，但看來這個愛德蒙·唐太斯——”

　　“這個危險人物的名字是叫——”

　　“愛德蒙·唐太斯。看來，先生，這個愛德蒙·唐太斯是弄到了工具的，或是他自己制造的，因為他們發現了一條連通那兩個犯人的地道。”

　　“這條地道，無疑的，是為了想逃走才挖的羅？”

　　“當然羅，不過這兩個犯人運氣不佳，法里亞神甫發了一場癇厥病死了。”

　　“我明白了，那樣就把逃走的計劃打斷了。”

　　“對死者而言，是如此，”波維里先生答道，“但對那生者卻不然。相反的，這個唐太斯卻想出了一個加速他逃走的辦法。

　　他一定以為伊夫堡死掉的犯人是象普通人一樣埋葬在墳場里的。他把死人搬到他自己的地牢里，自己假裝死人鉆在他們準備的口袋里，只等埋葬的時間到來。“

　　“這一著很大膽，敢這樣做的人是要有勇氣的。”英國人說道。

　　“我已經告訴過您了，先生，他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幸好結果走他自己的這一個舉動倒省得政府再為他操心了。”

　　“這怎么講？”

　　“怎么？您不明白嗎？”

　　“不。”

　　“伊夫堡是沒有墳場的，他們在死者腳上綁一個三十六磅重的鐵球，然后朝海里一扔就算了事了。”

　　“哦？”英國人應了一聲，象是他還不十分明白似的。

　　“嗯，他們在他的腳上綁上一個三十六磅的鐵球，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真的嗎？”英國人驚喊道。

　　“是的，先生，”監獄長繼續說道。“您可以想象得到，當那個亡命者發覺他自己筆直地墜入大海的時候，該是多么的吃驚。我倒很想看看他當時地的面部表情。”

　　“那是很不容易的。”

　　“沒關系，”波維里先生因為已確定他那二十萬法郎可以收回，所以答話極其輕松幽默，“沒關系，我可以想象得出的。”

　　他于是大笑起來。

　　“我也想象得出，”英國人說著也大笑起來。但他的笑是一種英國人式的笑法，是從他的牙齒縫里笑出來的。“那么，”英國人先恢復了他的常態，繼續問道，“他淹死了嗎？”

　　“這毫無疑問。”

　　“那么監獄長倒把兇犯和瘋犯同時擺脫掉了？”

　　“一點不錯。”

　　“對于這件事總有某種官方文件記錄吧？”英國人問。

　　“有的，有的，有死亡證明書。您知道，唐太斯的親屬，假如他還有什么親屬的話，或許會有興趣想知道他是死了還是活著。”

　　“那么現在，假如他有什么遺產的話，他們就可以問心無愧地享用了。他已經死了，這不會有錯吧？”

　　“噢，是的。他們隨時都可來看實際的證據。”

　　“應該如此，”英國人說，“但話又說回到這些檔案上來了。”

　　“真的，這件事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請原諒。”

　　“原諒您什么，因為那個故事嗎？不，在我聽來，真是非常新奇的。”

　　“是的，真是的。那么，先生，您想看看關于那可憐的神甫的全部文件嗎？他倒真是很溫和的。”

　　“是的，務必請您方便一下。”

　　“請到我的書房里來，我拿給您看。”于是他們走進了波維里先生的書房。這兒的一切都井井有條。每一種檔案都編著號碼，每一夾文件都有固定的地方。監獄長請英國人坐在一張圈椅里，把有關伊夫堡的檔案和文件放到了他的面前，讓他隨便地去翻閱，而他自己則去坐在了一個角落里，開始讀他的報紙。那英國人很容易就找到了有關法利亞神甫的記錄，但監獄長講給他聽的那番話似乎使他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因為在閱讀了第一類文件以后，他又往后翻，直到他翻到了有關愛德蒙·唐太斯的文件才停下來。他發現一切都原封不動的在那兒，那封告密信，判決書，莫雷爾的請愿書，維爾福先生的按語。他偷偷地折起那封告密書，迅速地把它放進了他的口袋里，讀了一遍判決書，發覺里面并沒有提到諾瓦蒂埃那個名字，還看了一遍請愿書，上面的日期是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在這封請愿書里，莫雷爾因為聽了代理檢察官的勸告，所以善意地（因為那時拿破侖還在位）夸大了唐太斯對帝國的功勞，這種功勞，經維爾福的簽署證明，當然是鐵定的了。于是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這封上呈給拿破侖的請愿書，被維爾福扣留了下來，到王朝第二次復辟的時候，在檢察官的手里就變成了一件可怕的攻擊他的武器。所以當他在檔案里找到這張條子，在他的姓名底下有一個括弧列著他的罪名時，他也就不再顯示驚奇了：

　　——愛德蒙·唐太斯拿破侖黨分子，曾負責協助逆賊自厄爾巴島歸來。

　　應嚴加看守，小心戒備。

　　在這幾行字下面，還有另一個人的筆跡寫著：“已閱，無需復議。”他把括弧下的筆跡同莫雷爾的請愿書底下簽署的筆跡比較了一下，發現這兩種筆跡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也就是說，是出于維爾福的手筆。至于罪狀底下的那兩句按語，英國人懂得大概是某位巡察員大人加上去的，那位大員大概忽然一時對唐太斯的情況發生了興趣，但由于我們上面所說過的那些記錄，所以他雖然頗感興趣，卻也提不出什么異議。

　　我們已經說過，那位監獄長，為了不打擾法利亞神甫的學生的研究工作，自己去坐在了一個角落里，在那兒讀《白旗報》。他沒有注意到英國人把那封騰格拉爾在瑞瑟夫酒家的涼棚底下所寫的，上面兼有馬賽郵局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郵戳的告密信折起來放進了他的口袋里。但是必須說明，即使他注意到了，他也會覺得這片紙無足輕重，而他那二十萬法郎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英國人這種行為是多么的不規矩，他也不會來反對的。

　　“謝謝！”英國人“啪”的一聲把檔案給合上，說道，“我想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現在該由我來履行我的諾言了。只要請您給我一張債務轉讓證明，上面說明已收到現款，我就把錢付給您。”他站起來，把他的位子讓給了波維里先生，后者毫不謙讓地坐了下來，急忙寫那張對方需要的轉讓證明，而那英國人則在寫字臺的對面數鈔票。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