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的人一向頗為重視喪葬。憑吊死者慰問生者，也當然是中國人社會交際的重要活動。

基督教社會的葬禮上，宗教儀式被最為看重，與之相比，中國人的葬禮上，最被看重的倒是俗世間親友的拜祭是否隆重和真誠。其中，挽聯則是中華民族吊死問生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古代士人家庭若“當大事”，子孫特別在乎親友的挽聯。有名望的人所送的挽聯，往往一字之褒，榮于華袞。而那些名挽聯，則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哪怕死者墓木成拱，世道變幻如云。

寫挽聯，需要寫作者有較好的文字功底，能掌握對仗、聲韻等漢字的基本知識。但這遠遠不夠，寫出好的挽聯，需要才華，更需要對人情世故的了解。能夠恭維死者恰當而不過分，表達情感真誠而不越位，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清季名臣曾國藩是挽聯高手，他在生前特別愛給人做挽聯。28歲時他中進士，點翰林，一直在京師做官直到42歲回家奔母喪，逢太平軍起事開始書生將兵。做京官除公務外，有大量時間用來讀書、交友、寫作。曾國藩在京官生涯里寫了無數的挽聯，故京師湖南同鄉有“代送靈柩江岷樵（江忠源字岷樵），包寫挽聯曾滌生（曾字滌生）”。

因為，并沒有那么多同僚、親友相繼死去，為曾大人提供足夠的創作素材。于是曾大人一個人在家里替那些還活著的朋友寫挽聯練手。

某年新春，曾的好友、同鄉（生于益陽祖籍徽州，長曾國藩10歲）、詩人湯鵬到曾府串門，徑自進曾的書房，湯看見硯臺下壓著幾張紙，以為是曾國藩新作詩文，想要拿來看看，可曾國藩就是不給看。大為好奇的湯鵬一把搶將過來，一看，原來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十幾位曾氏好友，被曾國藩寫下了挽聯。

由此，湯鵬與曾國藩斷交。可吊詭的是，就在道光二十六年，身體很壯實的湯鵬和人打賭，喝大黃而死，年僅44歲。曾國藩送挽聯曰：“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遍九州四海，名亦隨之。”他會不會后悔昔日生挽老友而成讖呢？

同治十一年三月，62歲的曾國藩歿于兩江總督任上。這下輪到諸位親友寫挽聯吊唁這位挽聯大家了。曾氏生前為一等侯、武英殿大學士，做過直隸、兩江總督、北洋大臣，挽清廷于即倒，功勛卓著。死后被皇帝賜“文正”謚號，備極哀榮。其門生故吏和舊友同僚遍天下，為其敬獻挽聯的不知凡幾。能留下來被后世記住的，依然是那些名人所寫名聯。

評價這些名人名聯，標準之一應當是是否“頌揚得當，情感真摯”，另一個標準則是看是否切合挽者的身份以及挽者和死者的關系。

這些挽聯的作者大致可分四類：一死者朋輩或職位資歷相當的同僚；二是死者的門生或下屬；三是死者的親人；四是與死者有過交往的名士。

曾國藩的朋輩和同僚所送的挽聯中，最有名的當屬左宗棠所撰的這副：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此聯被后世一代代人提起，確實是一副才、情俱佳的挽聯。同治中興名臣中，往往曾左并稱。左宗棠一直可算作曾國藩的諍友，左對科名優于自己的曾氏之才干，很不服氣，在朋友和幕僚面前乃至給皇帝的奏章中，時常攻擊曾國藩“虛偽”。但這兩位相互競爭的同鄉，是清廷缺一不可的兩大支柱。

曾國藩去世后，曾府擔心那位心直口快倔強如牛的左大人依然嘴上不給文正公的面子。接到這副挽聯后，曾府子弟感佩異常。在曾國藩故去后，一向不服輸的左宗棠承認自己“謀國之忠，知人之明”不如曾氏。而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也恰當地評價了幾十年兩人不徇私情、不留情面、共同為國的關系，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另一副張之萬所撰的挽聯亦頗可稱道：

“臨履惕冰淵，百世同悲曾子簀；功勛逾淝洛，千秋不數謝公墩。”

張之萬和曾國藩生于同一年（1811 嘉慶十六年），其于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及第，比曾國藩晚九年，在科場上算晚輩。張之萬是該科一甲第一名，即俗稱的狀元，科名盛于三甲的曾國藩。這一年曾國藩是會試總裁、殿試讀卷大臣，但似乎曾從來不把張視之為門生，而是以平輩相待。仕途上張之萬也很順遂，他在剿滅捻軍中立過功勛，盡管不如曾氏的不世奇功。他進士及第后在朝為官時，曾氏正帶兵在南方征戰，兩人交往不算很密切。曾國藩去世時，張之萬正從閩浙總督任上卸任，回南皮老家修養。他這幅挽聯不涉及私交，完全是職位相當的同僚對曾國藩做“歷史性評價”。

上聯寥寥十二字，用了好幾個典故。

《易經》之“坤卦” 初六 爻詞曰：“ 履霜，堅冰至。”《詩經·小雅·小旻》詩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國藩在京師時拜大儒、同鄉前輩唐鑒為師，一生在“禮”字上下工夫，行事謹慎而不逾禮。但僅止于此，這個典故用得還不算好。《論語》載：“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到死前那一刻，都在乎父母所賜的身體是否受到損傷——此謂至孝之心。

《禮記·檀弓上》有“曾子易簀”的故事：曾參臨死前，發現自己所躺的席子是季孫所贈送的大夫專用之簀，認為自己逾制了，因為他不是大夫。于是令兒子換上普通的席子，才安然辭世。曾國藩是宗圣曾參后裔，一生恪守名分，護衛禮教，張之萬用此典來說明曾氏所為乃有家族淵源。

上聯褒獎曾國藩的品德，下聯則是肯定其功業。下聯的典故不難懂，說的是曾國藩的功勛超過了指揮淝水之戰擊敗苻堅保住東晉江山的謝安。謝安早期隱居，朝廷征召數次不出，而北方強敵虎視眈眈，世人曰“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這和曾國藩在湖南鄉下丁母憂，被朝廷三番五次催促才出山招募團練情形相似。“謝公墩”在南京鐘山半山腰，謝安和王羲之曾同登此處。宋代的王安石有詩《謝公墩》憑吊。

張之萬此聯，不愧是狀元手筆！

不過曾國藩朋輩所送的挽聯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布衣之交歐陽兆熊所撰的：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做秕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此聯是何等的大氣磅薄，表達出了一位朋友的真情實感，無半點官場套話。

歐陽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他是曾國藩岳丈歐陽滄溟先生的同族，和曾的兩位小舅子從小過往甚密，因此在年輕時便結識了曾國藩。其于1837年鄉試中舉，而會試一再落第，便絕了仕進之心，一心鉆研醫術，浪游江湖，以儒醫加狂生而聞名。

他對曾國藩有救命之恩，道光二十年（1840），剛剛庶吉士散館的曾國藩身患重病，經正巧在京城的歐陽兆熊醫治而康復。此后曾國藩官爵日高，名氣日大，但他一直對歐陽兆熊尊敬有加，歐陽兆熊也一直不因曾國藩地位的變化而對其逢迎，仍然像年輕結交時那般對待曾國藩。

此聯上聯用陶潛詩“刑天舞干戈，猛志故常在”之典，追述年輕時兩位書生鴻雁傳書，暢談志向、相互砥礪之往事。欣喜老友經過了無數的坎坷與煎熬，終于成就了千古偉人。下聯則是對曾國藩的評價，在歐陽看來，老朋友身為宰輔（大學士），又立下汗馬功勞，其實不足道，相對曾氏年輕時堅持寫日記，每日三省己身不斷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言，只是秕糠而已。“問牛相業”典出漢宣帝時丞相丙吉問牛的故事。

邴吉一次外出，碰到路上有人斗毆，死傷橫道，他不聞不問，再往前走遇到有牛喘氣而吐舌，他立刻停下來讓人去問這牛已走了多久。身邊的人很不理解，他解釋說，百姓斗毆的事自有長安令、京兆尹來管。而時節才是暮春，牛卻吐舌，如此可能這一年氣候不正常，會直接影響收成，這是關系天下的大事。

“獲麟絕筆”則是指孔子修《春秋》，在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得知叔孫氏的仆人捕獲一頭麒麟，夫子傷心瑞獸被庸人所獲，此乃天下將亂之兆頭。于是記下“西狩獲麟”后，便永久停筆了，兩年后孔子辭世。

顯然，歐陽兆熊把曾國藩的文章看做是《春秋》那樣的經典，那么其道德品行也就近乎孔子那樣的圣人了，這種將為萬世垂范的地位，當然比生前的功業、官位偉大得多。

歐陽兆熊，在官場之外，以平等眼光看待曾國藩，所做的評價最為準確。

另外曾國藩還有一位老友何紹基，所寫的挽聯近乎歐陽兆熊之聯，只是無歐陽的豪邁：

“武鄉淡靜，汾陽樸忠，洎于公，元輔奇勛，旗常特炳二千載；

班馬史裁，蘇黃詩事，憐憶我，詞壇剴誼，風雨深潭四十年。”

何紹基，字子貞。湖南道州人，年長曾國藩12歲（1799年生），道光十六年恩科進士，登第早曾國藩兩年。父親何凌漢在清廷做過左副都御使、署理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在曾氏兄弟顯達以前，何家算是三湘數一數二的名宦之家。曾國藩中進士后，自然會去拜見何紹基這位同鄉前輩。從此，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何紹基一直像大哥那樣對待曾國藩，他長于經學，詩文俱佳，書法更是精絕。曾國藩在做京官的十四年里，交往最多的朋友當屬何紹基，在他的日記里，頻繁地記載和何紹基聚餐、郊游，去何家拜訪，兩人談詩論文。早年時曾國藩就斷言何紹基的字必將“千古流傳無疑”。和能帶兵打仗的曾國藩相比，何紹基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官只做到四川學政。曾氏先他而逝，他這位老友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

此聯上聯說歷史評價，下聯道私人情誼，順序和歐陽的挽聯正好相反。上聯他將曾國藩比作漢代諸葛亮（武鄉侯）、唐代郭子儀，認為其所建立的功勛兩千年來難以有人逾越。下聯則追憶當年兩人在一起評論司馬遷、班固的史書，暢談蘇東坡、黃庭堅那樣的詩文交往。一句“風雨深潭四十年”，兩人的情誼、對曾氏的悲悼，盡在其中。畢竟是翰林出身，較之歐陽兆熊更為老成含蓄。

曾國藩另一位同鄉兼好友郭嵩燾的挽聯，則在悲傷之余，不無牢騷與幽怨：

“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奪情為疑，實贊其行，其練兵以水師為著，實發其議，艱難未以負公多。”

郭嵩燾1818年出生，小曾國藩7歲。曾氏第一次會試落第后，回鄉經過省城長沙，結識了正在岳麓書院讀書的郭嵩燾、劉蓉，三人遂成莫逆。郭嵩燾于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晚曾氏9年），是科高中的還有張之萬和李鴻章，曾是這一課會試的總裁。

因此，郭與曾國藩，是亦師亦友的關系。曾、郭兩人后來還結成兒女親家，所以他說“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

曾國藩頗具識人之術，他盡管和郭嵩燾私誼很深，但他認為郭嵩燾文采出眾，見識也不凡，但做不了能吏，難以獨當一面。因此在其圍剿太平軍關鍵時期，任兩江總督、節制東南兵馬，清朝對其保舉官員一律照準，他就是不保舉郭嵩燾獨立開府任官，郭的同年李鴻章也在為郭嵩燾鳴不平，認為郭好歹是個翰林，連秀才出身的劉蓉和舉人出身的左宗棠都到了一省巡撫的高位。曾國藩告訴李鴻章，科舉成就和能否做官和做事不能等同，郭嵩燾只能依人成事，讓他出去當主官，那是害了他。

果然，郭嵩燾后來在署理廣東巡撫時，和兩任兩廣總督毛鴻賓、瑞麟關系鬧得很僵，直到被解職閑居。光緒二年，郭嵩燾作為第一任駐外公使出使英國，對英國的制度和國家文明程度贊譽過高，又與副公使劉錫鴻不能相處。導致謗名滿天下。這當然是后來的事了，老友曾國藩已不能目睹這一切了。郭嵩燾的眼光超越同時代的人，但做事優柔寡斷，不如曾國藩那樣懂做官和做事的訣竅，注定是個悲劇人物。

下聯郭嵩燾夸耀自己對曾國藩的貢獻。曾國藩在湘鄉丁母憂時，對朝廷要求他出山練兵剿匪一直婉拒，此人做事謹慎，不敢輕易冒險。郭嵩燾一次次對他曉以利害、分析利弊，促使他墨垤從戎。在與太平天國交戰初期，湘軍敗多勝少，又是郭嵩燾建議曾國藩操練水師，控制長江，從而贏得對“發逆”作戰的主導權。

可是，“艱難未以負公多”，字面的意思是老先生當年那樣艱難戡亂，我沒能過多地分擔，我對不起先生您。其本意則不無對死者的怨氣：你立下如此功勛，兩次重要的選擇我起了關鍵作用，可是你卻不讓我出來做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