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

1985年4月1日 (農歷二月十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

1985年4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

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表示：在我國應建立包括專利制度在內的知識產權制度。改革開放的頭十年里，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先后頒布、實施，知識產權制度在中國逐步形成。圖為1984年3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專利法。資料照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頒布實施已經整整26年了，斗轉星移，滄海桑田，當年在國內幾乎無人知曉的“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受到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顯學”，知識產權法也躋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之列。今天，專利法起草小組的8名成員中，有3位同志已經過世。我作為一名老法律工作者，撫今追昔，深感昔日草創之艱辛，今朝成績之不易，特為此文，以緬懷先賢，激勵后進。

雖然已經過了32年，但回憶起1979年3月19日這天，我依然記憶猶新。當時，我作為專利法起草小組的成員，參加專利法起草工作的第一次會議。我記得，參加會議的有國家科委副主任武衡，還有起草小組的朱晉卿、湯宗舜、胡明正、宋永林、夏淑華、趙元果和段瑞林。那年，我53歲。

在會上，武衡同志傳達了3月12日下午，中央決定開始正式探索研究專利制度的指示精神，要求我們爭取在兩個月之內拿出專利法初稿。我們起草小組一缺材料，二無經驗，白手起家，過程非常困難。以我為例，雖然1948年我就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并留校任職，但在我讀過的課程和法律書籍中卻極少有涉及商標、專利和版權的內容，甚至連知識產權的術語也沒聽說過。舊中國沒有正式頒布實施專利法。解放以后，我國在1950年頒布了發明權與專利權暫行條例，但發展很緩慢，至60年代才先后批準了4個專利。直到1973年，新華社的一篇外事稿中首次提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知識產權”這個漢語詞匯才首次出現。不過，那時候撥亂反正，大家都想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沒有誰叫苦叫難，會后就按照分工立刻開始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按期拿出了初稿。

可是，專利法初稿上報中央后遇到很大阻力，許多人強烈反對，意見分歧很大。某部委的一位領導給鄧小平同志寫信，對制訂專利法表示反對。主要的意見有兩點：一是，專利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相抵觸；二是，專利保護發明創造，而我國當時的科技創造水平與西方國家差距很大，實施專利制度更多保護的會是外國人。

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中央在中南海第四會議室召開了一個高層討論會，同時在西山還召開了人數更多的全國專利會議。西山的會上爭論激烈，很多人對此時搞專利法強烈反對，認為不是時候，是置國家利益于不顧，照抄外國。還有人激烈地指責這次會議，甚至將矛頭指向主持會議的領導人，以至會議主持人感到難以進行會議總結。當時，我被安排在大會結束時作一個系統發言。這個發言必須對會上提出的問題作出解答，但又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我兩天兩夜沒睡覺，準備了一個發言，針對大家提出的問題談了自己的認識和看法，說明了當時人們還不怎么了解的專利法律問題。譬如，專利是有期限的，不是無期限的；授予專利后壟斷不使用，設有強制使用制度等。發言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很多原來持反對意見的人意識到，建立知識產權制度，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而是可以為我所用的。

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學習討論，各方思想逐步統一起來了。1982年9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會議紀要指出，“從全局、發展的觀點看，中國應建立自己的專利制度”。

1984年3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通過。那天，我一早就趕到位于六里橋的專利局，人們已經在放鞭炮慶祝了。這部專利法不僅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而且與國際上共同遵循的規則相一致，因此被許多人贊譽為和國際接軌最早的法律，也受到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鮑格胥和聯邦德國專利局長豪依賽爾等國際專利界重量級人士的高度評價。（歷史今天）

1985年4月1日，即我國專利法實施的第一天，專利局就收到來自國內外的專利申請3455件，被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譽為創造了專利歷史的新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