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4年前的今天，1900年3月27日 (農歷二月廿七)，“七君子”史良誕辰。
史良，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蘇常州的一個清貧知識分子家庭，1913年開始先后入常州女子師范附小、常州女子師范學校就讀。在校閱讀進步書刊，受到新文化的啟迪，參加五四運動，曾任常州市學生會副會長，領導全市學校的罷課。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攻讀法律，積極參加上海工人和學生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1927年從法科大學畢業后，到南京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任指導員，因反對國民黨的專橫，被反動政府指控為共產黨嫌疑而被捕入獄，經蔡元培先生等營救，始免于難。后在江蘇臨時地方法院任書記官，因曾入獄，而被停職。1931年開始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前后近20年。在執行律師職務期間，做了不少有利于民主革命的工作，曾冒生命危險，營救一些受國民黨政府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年輕的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鯨吞我東北三省，并加緊侵略活動，企圖把華北地區變成它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一面推行對日不抵抗政策，一面加緊反共進行內戰。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率先成立，史良同志是發起人之一，并被推選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后，史良同志被選為執行委員。1936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更加囂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選舉宋慶齡、沈鈞儒等40余人為執行委員，史良同志是其中重要一員。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日，她曾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作為救國會的代表，到南京請愿，并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活動。國民黨政府頑固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獄中拒絕敵人的誘降陰謀，堅持愛國無罪的正義立場，直到七七抗戰開始后，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營救出獄。
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到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達成了“雙十協定”，決定舉行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簡稱“舊政協”），共商國是。史良同志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團的顧問，她和民盟其他領導人一道，同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同反動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舊政協會議以后，史良同志回到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同時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悍然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迫使民盟停止公開活動。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同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為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和驅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為中國而斗爭。史良同志因當時處境不能離滬赴港參加，曾委托赴港參加全會的沙千里同志代表她出席。隨后她根據民盟總部決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華東執行部，并擔任華東執行部主任。在白色恐怖下，史良同志機智頑強從事民盟的地下工作，在宣傳民主，保護民盟組織，聯系群眾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反動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并密令逮捕她，在這危難時刻，上海解放了，史良同志才免遭毒手。1949年6月，史良同志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新政協”）的籌備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被選為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在上述歷史進程中，她為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史良被任命為司法部長和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通過法律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為人民服務，是史良的畢生志愿。她在任職司法部長的8年內，兢兢業業，勤奮工作，為奠定我國人民民主的法制基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鄧小平與史良
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線干擾，剛開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壞，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長改任人大常委委員。十年內亂開始后，史良也受到沖擊，由于周恩來的保護，才免遭厄運。
史良在人民共和國度過了36個春秋，她銘記自己解放前說過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嚴于律己，自奉甚儉。解放后，她將自己在1948年承辦一件大遺產案獲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報酬全部獻給國家，另一棟三層樓的60余間房屋撥給民盟上海市委作辦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沒有給親屬留下任何遺。
1937年7月，“七君子”出獄時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