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 (農歷十月十三)，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此前，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全文公布。
林彪、江青一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罪行最重、為害最烈的反革命集團。他們為了篡黨篡國，有預謀地誣陷、迫害包括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批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沒有死于敵人的監牢和炮火，卻被林彪、江青一伙折磨致死。他們殘酷地迫害和鎮壓廣大干部和群眾，制造了數不清的冤獄。國家棟梁、民族精華被摧殘，無辜忠良、黎民百姓遭株連的不計其數。他們為了實現“亂中奪權”，挑動大規模武斗，指揮打砸搶抓抄，肆意“砸爛公檢法”，煽動毀我“長城”，瘋狂破壞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整個國家一片混亂，國民經濟瀕于崩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但有自己的幫派體系，而且秘密準備了自己的武裝叛亂力量。在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相繼敗露以后，就先后策動武裝叛亂。林彪一伙還冒天下之大不韙，策劃謀殺毛澤東主席。這伙反革命分子要把我們這個好不容易獲得解放和統一起來的祖國，重新投入黑暗痛苦和分裂內戰的災難深淵。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以如山鐵證，控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樁樁、一件件罪行說明，林彪、江青一伙根本不是什么政見不同，犯路線錯誤，而是犯下了殘害成千上萬人民的血淋淋罪行的反革命刑事犯。早在1966年8月，劉少奇仍擔任國家主席并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找了雷英夫，把他們捏造的誣陷少奇的材料口授給雷，讓雷寫成書面材料送給林彪，再由林彪批送給江青。這完全是蓄謀陷害，哪里是什么路線斗爭、路線錯誤？他們惡毒地給劉少奇同志羅織罪名之后，繼而組織殘酷批斗，最后摧殘致死。為了迫害劉少奇，單是江青就擅自決定逮捕關押了11個人，其中2人被折磨致死。他們制造了“中國（馬列）共產黨”案、“內人黨”案、“冀東案”、“趙健民特務案”等許許多多冤案，使幾十萬人受誣陷迫害，幾萬人致死。林彪一伙為了謀害毛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秘密地非法地組織所謂“聯合艦隊”；張春橋為了誣陷、迫害大批干部和群眾，在上海建立并指揮“游雪濤小組”，專門從事跟蹤盯梢、綁架、抄家、監禁、秘密刑訊和搜集情報等法西斯特務活動。凡此種種，充分證明林彪、江青這一伙是反革命陰謀家、野心家，他們的一切罪惡活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篡黨篡國。
就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案的法律問題，著名法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友漁說，關于適用法律的問題，我國《刑法》第九條有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按照這一條的規定，對于法律的溯及力問題，可以有以下幾種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刑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而《刑法》認為是犯罪，則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刑法》沒有溯及力；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刑法》也認為是犯罪并應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刑法》沒有溯及力；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或者處罰較重，而《刑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認為是犯罪但處刑較輕的，適用《刑法》，在這種情況下，《刑法》有溯及力。
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認定的江青等10名主犯所犯的罪行，無論按照他們犯罪行為發生時的法律、法令、政策，還是按照現在的法律、法令、政策，都認為是犯罪。例如，他們所犯的反革命罪行，無論按照1951年制訂的《懲治反革命條例》，或是按照1979年制訂的《刑法》都認為是犯罪。又如，1953年由政務院政務會議批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中規定，對于“蓄意陷害好人的壞分子，或挾嫌報復并給了被告以重大損害的誣告分子”，在法律上“應予以追究”；“對于有意制造假案陷害好人的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究辦，最嚴重者并應處以死刑”。1957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決定，由人大常委會根據代表意見加以審議修改，作為草案公布試行、各級法院實際均作為判案依據的《刑法草案》第22次稿，規定了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率領或策動武裝部隊叛變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由此可見，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認定的10名主犯分別犯有的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反革命誣告陷害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拘禁罪等所有罪名，無論按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或現在的《刑法》都認為是犯罪。
《刑法》第九條，規定了新舊法相較“從輕”的原則。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同現在的《刑法》比較，同樣的犯罪，前者定刑普遍比后者為重?！稐l例》定刑幾乎每條都規定有死刑；而《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條文中，死刑的規定較少。例如，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1957年的刑法草案第22稿規定，“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策動武裝叛亂的首要分子，《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處死刑或無期徒刑”?，F在的《刑法》對這兩種罪規定，“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判處死刑”。由此可見，適用《刑法》符合“從輕原則”，是既合乎于法理，又完全有法律根據的。
需要說明的是，新法輕于舊法時具有溯及力，并不是我們國家的創造，而且是國際上的通例。具有法律知識的人，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被押上歷史審判臺
被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
在被告席上聽候判決的江青
被告人張春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