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越多，幸福就越難

選擇越多，幸福就越難

云也退

汪丁丁先生在2月的一則博文里對信息泛濫的現代，以及注意力資源的分配問題發表了一番評論：“我的移動硬盤不斷更新，今天，經過一星期的折騰(從幾十塊移動硬盤里刪除重復的文檔)，終于可以攜帶3T的移動硬盤旅行了，一塊1T的，都是學術文獻(十幾萬篇)，一塊2T的，主要是課程教材(工具書、音頻、視頻)。兩種品牌，合在一起最輕。”他說，他瀏覽這1T的文檔，得出一個結論是：“假如你要坑害一位年輕人，只要將這塊移動硬盤給他。”

汪先生是個人文主義者，很廣博，有人拿他與文藝復興時代的諸賢相類比，那時知識尚未分化成諸多以鄰為壑的學科，一個“博物學”就能涵括天文、地理、動物、植物、微生物、生理乃至星相等一干學問，達·芬奇、帕斯卡爾、伽利略、玻意爾之類全才群星璀璨。然而，汪先生卻不肯把自己的思想食糧隨意授人：他是輕視“一位年輕人”的閱讀能力嗎?

我想他的意思是，在1T的文檔里做選擇，會要了人的命。

文科大學生都是抄過書單的，有的還不止一次，每一份書單都來自你信任的老師，或者是成功人士(“奧巴馬/比爾·蓋茨/巴菲特……的書架”之類)。一份詳細的、長長的書單，會增加你對開列者的崇敬，但是，書單的長度與你所受的閱讀激勵的強度卻是成反比的，10本書的一張單子，要比50本書的單子更讓你有開卷的沖動。過多的選擇讓人絕望，但“像某人一樣博學”的誘惑又擺在那里，因此，那些教你在一周之內掌握某復雜技能(如金融投資)或知識(如“歐洲史”)的書總是很受歡迎，因為人們知道，自己很難有能力覆蓋一門知識里所有的選擇，但又渴望找到一個勝似于此的捷徑。

那時我們寫畢業論文，導師一氣發下來二三十個論文題目，頗讓人有點無所適從，不過，很快也就想明白了：選項既如此多，任擇一個隨意寫寫大概就行，諒必沒人會細細審讀它們。選項一多，每個選項的意義便被稀釋了。然而，你讀一份厚厚的超市商品目錄冊時，感覺就會不同，因為買東西涉及你的腰包，繁多的選項，會讓你一籌莫展，總覺得最終被放棄的選擇更好一些。你當然希望范圍大一點，選起來更加寬松，可結果卻是拈輕怕重，舉棋不定。

很多人懷念選項偏少的童年，它們多數都有個貼近自然的背景，有鄉野的玩物，樹葉、石子、小昆蟲、秋千，農業、鄉村使人淡定滿足，而工業、城市則教人興奮躁動。興奮是由于選擇多了，選擇多了帶來了幸福感的計算。舉個例，倘若我家附近只有一個游泳池，我工余的鍛煉便可能集中在水中進行，不會考慮別的;但假如我家附近除了泳池外還有一個網球場、一個高爾夫球場和一個籃球場，而我偏巧又是四項全能，那么，我消耗在游泳上的那一個小時，似乎讓我損失了打籃球、打高爾夫球和打網球的機會——幸福感和滿足感就因此受了損。

機會成本的升高，使我越發難以確認我的幸福會落在何處。譬如眼下，我就在讀一本小說、一本理論著作和一本回憶錄之間猶豫不決，最終，我只能選擇一本最薄的——我是這么想的：就算它不如另兩本出色，甚至很平庸，我的損失也會因為費時不多而略得彌補。

“寫薄書”幾乎是每一部創意寫作教材里都會出現的建議，這些教材告訴作者要清晰簡明，勿增贅言，要逐條對照喬治·奧威爾的名文《政治和英語》中開列的“good writing”的標準來完善自己的創作：奧威爾自己就是善寫短作品的人，他最長的小說也就十萬字出頭，既經濟又高效地替他奠定了不朽的名聲;不要忘記他還是個一等一的政論作家，西方世界對那些文章的評價，還要高于刻意而為的《一九八四》。

大眾閱讀市場成型之后，作者必須學著“善待”讀者，篇幅短小，姿態就更友好，與價格優勢相比，節省讀者的時間，更能為一本書在浩瀚的同類商品之中中選增加勝算。說白了，“寫薄書”是為了幫助讀者克服選擇困難癥：現在還有幾個人，能在八百多頁一本的狄更斯或巴爾扎克里消耗光陰呢?

諾貝爾獎得主，以色列裔的美國學者達尼埃爾·卡尼曼這幾年很紅，他的《思考，快與慢》里提到他和同事的一個著名實驗，他們發現，愿意在周圍的人一年能掙38000美元的情況下掙35000美元的人，要比愿意在周圍的人一年掙30000美元的情況下掙33000美元的人少一些。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這卻是一個正面的例子，說明傾向(preference)并不總是奔著利益最大化去的;還有其他因素摻雜于我們的選擇里。

我周圍的人都比自己掙得少，這就好比我住在一個附近只有游泳池，沒有別的健身場館的地方——在兩種情況下，我都感到滿足。相反，我掙得很多，但別人比我更多，這就好比我在一個豪華商場里，攥著大把的錢卻無所適從，因為我擔心任何一個選擇都不是最好的。購物天堂許諾的自由帶來的快感，被選擇困難癥所抵消，就好比你登上九五之尊，面對一眾后宮佳麗，自己卻不幸陽痿了;假如你在一個真正的消費社會里沒頂，你對任何東西的興趣都會在比較和選擇中降低。

能克服選擇困難癥的，只有兩個辦法：要么改進選擇方法，要么減少選項。在博文里，汪丁丁說他關掉了微信，不僅是為了把大量無用的信息阻隔在外，也是為了減少自己的選擇——多一個選擇，你就將多投去一份注意力。一個合格的現代媽媽，不僅得會給孩子換尿布，還得具備不必考察過所有的尿布品牌后才能做出選擇的能力，她的頭腦必須很清醒：窮盡一切選項后的選擇未必是最好的，幸福之最大值，處于從無知到“全知”之間的某個點上。

也許，知識是所有的欲望對象之中最為多多益善的，對于一個好學的人來說，放棄任何一門學科知識，大概都有點可惜。汪丁丁引用了一位學友的話：“或許，在未來條件允許的時候，我會拔掉電腦的網線，回到八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中去。”他說的是“生活方式”，能夠屏絕干擾，在極有限的選擇之中專注地修身齊家，精讀有限的經典，把選項數量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但是，我注意到這里有個限定：“在未來條件允許的時候”——什么時候條件會“允許”?

難以確定，掙多少錢都不夠。用汪自己的話回答：“如果物質生活的底線堪憂，焦慮感就將主導一切行為，從而談不上對未來有所想象。”

八十年代萬劫不復，由于知識分得前所未有的細，掉書袋的人也前所未有的多了。他們告訴你，這個領域分為四個子領域，分別是一二三四，第一個子領域的必讀書目是五六七，第二個子領域的必讀書目是八九十，第三個子領域的必讀書目是……什么，你問生活?這要看怎么談了，哲學家有哲學家的談法，文學家有文學家的談法，有生活現象學，生活倫理學，日常生活批評……于是，想起幾年前，我訪問過一位年過五旬的藝術家，談起閱讀，他沉穩平靜地說：“凡有不明白的，你去讀《蒙田隨筆》就可以了，蒙田已經說盡了。”這樣的斷語，我真沒在其他人、尤其是博學的人那里聽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