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海濱地處河北省秦皇島市中心的西部。自1954年起，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每逢夏季便會到北戴河避暑，在這期間召開的會議稱之為北戴河會議。如中國共產黨多次黨代會之前的醞釀會議，都是在北戴河舉行的，再如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作出炮擊金門的決策，同年大煉鋼鐵和大辦人民公社的決策都在北戴河作出。北戴河會議是中國領導人在放松的非正式場合下討論一些重要國內問題并定調子的一個機會。中國問題觀察家也把它稱為“夏季峰會”。現在在北戴河的活動預示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到來。

北戴河會議 - 政治局會議簡介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島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等問題。會議提出“以鋼為綱，全國躍進”的方針，號召1958年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8月29日，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斗》、《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于一九五九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關于深耕和改良土壤運動的指示》、《關于肥料問題的指示》、《關于繼續展開除四害運動的決定》等四十項決議。會后，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可以說是黨犯經濟錯誤及其后來一系列政治，經濟各方面錯誤的重要一步。

背景

八大二次會議以后，“大躍進”運動由醞釀階段進入全面開展階段。成都會議后，搞“大躍進”的空氣日盛，“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起來。在經濟建設理論上，批判了所謂“消極平衡說”，提倡所謂“積極平衡論”(實際上是不要平衡，人為地破壞平衡)，片面追求高速度，強調高速度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靈魂。各項指標一再提高。1958年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兩年把糧食畝產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澤東對薄一波說：干脆，1958年鋼產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鋼產量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6月21日，毛澤東批發了冶金工業部黨組《關于產鋼計劃報告》。《報告》認為，1959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將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由于經濟建設指標越抬越高，浮夸風也嚴重地刮了起來。農業上的浮夸風助長了生產關系上急于過渡思想的發展。一些領導人認為合作社的規模和公有程度已不能符合早日向共產主義發展的需要。1958年3月成都會議后，農村中就廣泛開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7月中旬，有的地方便形成了并大社的高潮。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在視察河南、山東時說：“還是人民公社好”，各地出現了辦人民公社的熱潮，有的地方還把辦公社與試行“共產主義”直接聯系起來。

為了適應鋼鐵生產翻一番和農村生產關系的急劇變化的新情況，研究解決這些新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舉行擴大會議。因為這次會議是在北戴河召開的，所以通稱“北戴河會議”。

內容

一、會議討論了工農業生產問題。

會議著重討論了工業生產問題。會議指出，工業的生產和建設必須保證重點。工業的中心是鋼鐵的生產和機械的生產。而機械的生產決定于鋼鐵生產的發展。這次會議根據“大躍進”形勢的要求，對鋼鐵生產的指標，又作了重新調整(1958年2月，第一次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鋼產量定為620萬噸，5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增到800萬噸到850萬噸)，正式規定1958年鋼的產量要在1957年的535萬噸的基礎上增加一倍，即達到1070萬噸。

會議認為，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將使糧食作物總產量達到6000億斤至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全國每人占有糧食的平均數將達到1000斤左右;棉花將達到7000萬擔左右，比1957年增產一倍以上。會議認為，農業上了軌道，工業還沒有上軌道。農業的勝利，使省一級有可能把注意的重心轉移到工業上來。因此，會議決定，全國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全黨動員，大抓鋼鐵和大抓機械。當時1958年已經過去2/3的時間，但只生產了400多萬噸鋼，還差700萬噸的任務。為了確保1070萬噸鋼的任務，在北戴河會議召開的同時召開的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參加的工業生產會議上，不得不把除供鑄件所需要的生鐵外，全部撥給鋼廠煉鋼。還提出了大搞小高爐和土高爐煉鐵，要求在工業戰線上大搞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不要冷冷清清。

二、會議討論了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兩個黨組提出的《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通過了高指標的《中共中央關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決定》。會議指出，1959年是全國人民苦戰三年的有決定意義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國的工業和農業繼續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進。這樣就可以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徹底解決我國糧食、棉花、油料的生產和供應問題，并在最短時間根本改變我國工業落后的狀態。會議提出1959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8年預計完成數增長18%，鋼產量指標為2700萬噸至3000萬噸，糧食為8000億斤至1萬億斤。

會議指出，“在1958年到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將提前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并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會議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1962年)產鋼8000萬噸為第一方案，1億噸為第二方案。產糧1.5萬億斤或者更多一點的“二五”計劃指標。

三、會議作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的問題，印發了《河南省遂平縣喳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決議》對建立人民公社的歷史條件作了不切實際的分析和估計。會議認為，當時農產品產量是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增長，農村出現了空前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農村實現機械化、電氣化的要求愈來愈迫切，農村一部分勞動力要轉移到工業上來。會議還把農村出現的打破社界、鄉界的“大協作”、“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和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發室、公共浴堂、農業中學、紅專學校等等脫離實際的錯誤做法，說成是共產主義的，是群眾性的行動，加以肯定。根據上述脫離實際的分析和估計，《決議》錯誤地認為：“人民公社發展的主要基礎是我國農業生產全面的不斷的躍進和五億農民愈來愈高的政治覺悟。”“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

《決議》對人民公社性質和任務提出了過急的設想和要求。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雖然指出人民公社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要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但是又認為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如大協作、不要計件工資等。《決議》認為，把規模較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為規模較大的工農商學兵合一的、鄉社合一的、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它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方針”。

《決議》對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問題上提出了過急的要求。《決議》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上，雖然說了人民公社建立后，不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但是卻又提出了急于過渡的要求。說快的地方三四年，較慢的地方五六年就可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了。《決議》還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決議》在經濟政策的規定方面，強調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眾，“不要采取算細賬、找平補齊的辦法，不要去斤斤計較小事”，并將自留地收歸集體經營，零星果樹，股份基金等在一二年后也要變為公有。這實際上是侵犯社員的合法權益，把平均主義當作“共產主義精神”推行，從而導致了“一平二調”的錯誤。《決議》還規定了人民公社的規模、建立的步驟和辦法。《決議》對公社的規模定得太大，認為一般一鄉一社到數鄉并為一社，戶數可以從2000戶到6000戶或2萬戶以上。忽視了農業合作化后社大造成的弊病的經驗教訓。《決議》規定的辦社步驟是：并大社、轉公社一氣呵成。辦法是通過鳴放辯論。忽視了多年搞農業合作化的一條基本經驗：群眾自愿，通過試驗，典型示范，逐步推廣。實際上是以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

四、會議對計劃問題、領導原則問題、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商業問題、文化教育衛生問題、軍隊問題以及加強民兵工作問題等也進行了討論，并作出了相應的決定。北戴河會議關于當年鋼產量翻一番的決定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高指標，及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等文件，反映了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和所有制上急于過渡的“左”傾思想在黨內占了上風。為在實際工作中大刮“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提供了依據。會后，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形成全局性的錯誤，造成了國民經濟的緊張和混亂。

通過文件

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公報和《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同時還通過了關于計劃和體制方面的8個文件，農業方面的9個文件，財貿方面的10個文件，教育方面的1個文件，其他方面的9個文件。其中有《關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肥料問題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繼續展開除四害運動的決定》等。

北戴河會議 - 二次會議

1960年7月5日-8月10日

背景

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使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指導方針再次發生嚴重失誤，國民經濟出現困難。與此同時，連遭自然災害。1959年受災面積約2億畝，糧食減產200至300億斤;1960年受災面積約3.7億畝，糧食減產300至400億斤。農業減產和農村的“共產風”，天災人禍加在一起嚴重影響了糧食的供應，城市居民發生浮腫病。196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量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

正當我國處于經濟困難的時刻，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從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出發，對我施加壓力，特別是6月底布加勒斯特會議以后，蘇共領導把中蘇兩黨關系的惡化擴大到國家關系上。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回在華專家，撕毀合同。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并停止供給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這使得中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于停頓、半停頓狀態，擾亂了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工作，造成了重大損失，加重了當時的困難。

內容

為了解決國際問題和國內的經濟問題，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經過討論主要解決了如下問題：

一、國內經濟問題。為了集中力量把以鋼、鐵、煤、運為中心的工業生產搞上去，加強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和《中央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兩個文件，并批準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業交通生產中的主要措施》。會議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鋼鐵等工業的生產;認真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保證農業生產等措施;并決定以后國民經濟計劃不再搞兩本賬，只搞一本賬，不搞計劃外的東西，不留缺口。

二、國際問題。會上通過了《關于向黨員干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情況和中蘇關系問題的通知》。針對蘇聯的行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指出，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也要走這條道路。他提出，農村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至少五年不變，死死規定下來。在集體所有制占優勢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個人所有制，總要給每個社員留點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給他們留一點，使社員能夠種菜、喂豬、喂雞、喂鴨。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不行。

北戴河會議 - 三次會議

1962年8月6日-下旬

背景

1962年5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之后，6月16日，彭德懷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請求黨全面地審查他的歷史。信中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么“反黨小集團”，也沒有里通外國的問題。同年7月9日和11日，鄧子恢給中央黨校作《關于農業問題》的報告，提出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系產量超產獎勵等責任制。

內容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即“北戴河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業、財貿、城市等方面的問題。毛澤東主持會議。毛澤東首先說明，這次工作會議，是“為中央全會準備文件”。為了便于討論和暢所欲言，參加會議的成員分為六個大組和若干小組。會議成立了一個核心小組，核心小組成員有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再加上各大區第一書記、中央各口負責同志，共23人。

8月6日，即會議開幕的第一天，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階級、形勢、矛盾三個問題：

關于階級。毛澤東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有人講沒有階級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有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用?……有沒有階級，這是個基本問題。

關于形勢。毛澤東說，究竟這兩年如何?有什么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搞好，有許多工作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水利建設等等……有些同志過去曾經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我傾向于不那么悲觀，不是一片黑暗，現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關于矛盾。毛澤東說，有些什么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又有兩類，有一種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做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階級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余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進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就成了無矛盾論、無沖突論了。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干，究竟有百分之幾十?有說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國來講，這時期比較突出。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合作化要不要?‘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如今就有鬧單干風，越到上層越大。有階級就有階層，地、富殘余還存在著，鬧單干的富裕階層，中農階層，地富殘余，資產階級爭奪小資產階級搞單干。如果無產階級不注意領導，不做工作，就無法鞏固集體經濟，就可能搞資本主義。

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今天單講共產黨垮的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干了23年，垮臺了，我們還有幾年?接著又說，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門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為什么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的對臺戲唱不成。建議中心小組再加五個人，鄧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胡繩。又說，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么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干凈?歷代都是如此。蘇聯到如今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要講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是貧困。赫魯曉夫還不敢解散集體農場。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對干部要進行教育，要辦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么行?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北戴河會議，用部分時間討論了毛澤東上述的講話，并以講話精神為指導，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準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