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產不能承受之重

世界遺產名號有多值錢?

申報成功1天后，由京杭大運河沿線18個城市旅游部門組成的“京杭大運河城市旅游推廣聯盟”，已在杭州成立。

對許多地方來說，進入世界遺產名錄意味著給旅游業帶來不可估量的豐厚收入。

麗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前的1995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綜合收入分別為84.5萬人次和3.26億元;到2009年，這兩個數字增加到758.1萬人次和88.66億元，分別增長8.97倍和27.2倍。

山西平遙在申報之前的1996年，國內游客只有10萬人次，門票收入104萬元，旅游綜合收入1250萬元。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后的2000年，這幾項收入則分別猛增為63萬人次、780萬元、7800萬元，分別是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河北省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1994年申報世界遺產成功后，第二年的游人就增加了十分之一。

中國1986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遺產項目成功后，世界遺產帶來的龐大經濟利益，在10余年中引發各地爭相推選和申報，直到2001年《凱恩斯決議》出臺，對每年全世界提名項目總數和每個國家的最多入選數進行限制，中國的“申遺熱”才消退下來。

擁有一項世界遺產對任何一個地方政府來說都是金字招牌，有了這張超級名片，“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國際文化旅游城市”等“世界級”的口號很容易就能打響。

世界遺產武陵源風景區里的世界第一電梯中國擁有眾多的世界遺產，但在保護和開發中產生了許多矛盾，同時對世界遺產的保護不力也造成了遺產的不可彌補的損失。

1998年9月，湖南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申遺成功后大規模城市化改建，造“天上街市”、“賓館城”和“天下第一梯”，每次破土動工都留下一處疤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員監測，批評當地讓武陵源成了一座被圍困的孤島。

2003年8月，四川都江堰，楊柳湖工程距離都江堰僅1300米，被緊急叫停。

2003年1月，湖北武當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遇真宮，主殿發生大火。武當山文物管理部門擅自將遇真宮使用權轉讓給一家私立武術學校，埋下安全隱患。

2004年2月，大足石刻石門山一尊石刻和一尊泥塑頭像被砍掉盜走。

2005年10月，山西平遙古城南城門城墻坍塌。

近20年來，山東泰山被過度開發，植被被破壞，景區一度出現違章建筑164處、違法別墅21棟;北京故宮、天壇、頤和園、麗江古城以及布達拉宮等享譽中外的世界遺產，均曾因各種問題被要求整改。

早在2006年，原文化部部長孫家正就已指出，中國在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存在“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的傾向，存在“建設性破壞”和過度開發。

孫家正說，一些地方不能正確理解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和全部的意義，在申報之前大動干戈，申報之后就將這項工作拋到腦后;還有的則是在申報成功之后大興土木搞建設、大張旗鼓搞開發，而對遺產保護急需的管理、規劃、搶救、修繕、展示乃至安全保衛工作則漠不關心。

過度開發對世界遺產的破壞，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人工化、商業化、城市化。

人工化是指人造景觀和建筑過量，破壞自然景觀;商業化則表現為在保護區內大做生意，開辦各種商鋪等。城市化和商業化緊密相連，商業化必然導致按城市標準來建設。如泰山，當地曾試圖在山頂建設“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變風景的泰山為經濟的泰山”，并美其名曰“天街”。

武當山是另一個極端例子。湖北十堰從2001年起即著手招商引資，希望將武當山包裝成一棵搖錢樹。武當山文管所在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復真觀”內大興土木，將部分古建筑按三星級賓館標準進行改造、擴建，對外提供吃、住、游、購、娛全方位服務，嚴重破壞古建筑群，引發全球關注。

保護與利用是遺產保護中的最主要矛盾，管理者的自身定位直接影響到遺產保護的最終效果。美國國家公園的管理者將自己定位于管家或服務員，而不是業主的角色，對遺產只有照看和維護的義務，而沒有隨意支配的權利。

美國法律明確規定，國家公園和歷史文化遺產地是國民欣賞自然與精神活動的場所，是激發愛國主義激情的神圣的“瑰寶之地”，必須嚴加保護，供國民世代享用。為此，法律嚴格禁止在所有國家公園和歷史文化遺產地修建索道。公園內除了按公路美學的原則修建必要的公路外，嚴格限制其他機動交通。

歐美少有因為“申遺”而大興土木、大拆大建、大遷移的情況發生，大多數人對待“世界遺產”心態平和。英國湖區國家公園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當地政府沒有因為這個金字招牌試圖搞房地產開發以帶動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