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時期齊國伯常蹇，屬于以先祖名號為氏。據史籍《晏子春秋》記載：“伯常，出春秋時齊伯常蹇。”在典籍《莊子》中，記載了孔子當年向伯常蹇求教之事：“仲尼問于太史大弢、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伯常蹇回答：“夫靈公有妻三人，同監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其實，“伯常”在春秋時期為一種大夫官職稱謂，即常伯、常任，為侍從在君主左右的親信，是一種近臣。在史籍《尚書·立政》中注釋為：“王左右常伯、常任，常所長事，謂三公也。”伯常，即常隨君王左右的近臣之首，沒有具體的官職稱謂。“伯常蹇”，即一個名叫“蹇”的齊國君主近臣首腦，按孔子求問的歷史時間推算，當為周景王時期，其時齊國為齊景公姜杵臼(公元前?～前490年)執政，傳說齊景公的“二桃弒三士”之舉的主意，就是伯常蹇所出。

伯常蹇，是孔子一生推崇的著名齊國大賢學者，也是被莊子所稱的“得道之士”之一。莊子對“得道”的標準是：“唯有以道為人生追求之至高目標者，始能獲致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莊子所指之“道”，是一“渾沌整全，以天為宗，而非為天下裂之支離的道學。”莊子認為，“若以某一道術為人生之目標，必失道的整全，而得其一偏，得其一偏者，偏執于此并受制于此，從而將離道而與道無緣，其自由亦非真自由，僅是一有限的自由。”所以，莊子將孔子、列子等歸為“離道之士”，而將惠子論為“叛道之士”，只將自己列為“尚在道途之中”。

在伯常蹇的后裔子孫中，多有以其先祖的名號為姓氏，稱伯常氏，后皆省文簡化為單姓常氏，世代相傳至今。 

郡望

代　郡：亦稱代國。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始置代郡。秦朝時期先為代郡，后為代縣。漢朝初期為代國，后改回為代郡，治所在桑乾縣(今山西寧武)，東漢時期移郡治至高柳(今山西陽高)。晉朝時期移郡治到代縣(今山西代縣)，晉永嘉后期廢黜，其時轄地在今河南省蔚縣西南一帶。北魏時期亦置代郡，但治所在平城(今山西大同)。

京　兆：京兆原本為京兆尹，“尹”為太守。西漢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改右內史置京兆尹，為三輔之一，治所在長安(今陜西西安)。三國時期曹魏文帝黃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改京兆尹為京兆郡，治所在長安(今陜西西安)，其時轄地在今陜西秦嶺以北、西安市以東、渭河以南至華縣一帶。曹魏黃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封皇子禮為秦公，以京兆郡為秦國，曹魏黃初三年壬寅(公元222年)又改名為京兆國。曹魏明帝青龍三年乙卯(公元235年)封皇子洵為秦王，改京兆國為秦國。曹魏齊王(曹芳)正始五年甲子(公元244年)改為京兆郡(今陜西西安)，下屬五縣，除周至、戶縣外，均在轄區內。西晉時期仍置京兆郡于長安，轄區較三國曹魏時期縮小。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諸國相繼建都長安(后秦稱常安)，均在此設置京兆郡(或京兆尹)。隋、唐兩朝均立都于長安，京兆郡另建新城。隋朝時期稱大興城。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改名長安城，在長安城周圍的京畿地區，以雍州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稱京兆者，均指京師及其附近地區。隋、唐兩朝均設京兆尹(郡、府)或雍州，作為郡級建制以統長安、大興(唐朝時期改為萬年)等二十余縣。唐朝以后，長安城不復為都，發展受到一定影響，但仍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地方性都會。金、元兩朝在陜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與建都之地無關，其時轄地在今陜西秦嶺以北、西安市以東、渭河以南、華陰以西一帶地區。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改順天府為京兆地方，府尹為京兆尹，符合金朝以前“京兆”之意。民國政府成立時廢黜京兆之稱，原址統稱為西安。

堂號

代北堂：以望立堂，亦稱代郡堂。

京兆堂：以望立堂。 

伯常氏復姓是一個古老的姓氏，今已不再，皆省文簡改為單姓常氏，已融入常氏大家庭，但其族人多以代郡、京兆為郡望。